相关试卷

短歌行

陆机

置酒高堂，悲歌临觞。

人寿几何？逝如朝霜。

时无重至，华不再阳。

苹^①以春晖，兰以秋芳。

来日苦短，去日苦长。

今我不乐，蟋蟀在房^②。

乐以会兴，悲以别章。

岂曰无感，忧为子忘。

我酒既旨^③ ， 我肴既臧。

短歌可咏，长夜无荒。

[注]①苹：一种水草，春天生长。②蟋蟀在房：蟋蛑由户外田间，进入室内，喻岁暮严冬。语出《诗经・唐风・蟋蛑》。③旨：味美。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誤，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娜拉走后怎样》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2〕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3〕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4〕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e，《海上夫人》。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 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 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5〕，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6〕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7〕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8〕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9〕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10〕，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11〕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12〕，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词句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同年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新近因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志发表。”

〔5〕李贺（790—816） 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一生官职卑微，郁郁不得志。著有《李长吉歌诗》四卷。关于他“玉楼赴召”的故事，唐代诗人李商隐《李贺小传》说：“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弥女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6〕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年） 俄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华沙。下文所述是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对亚拉借夫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九章。

〔7〕这是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立志出家修行，遍历各地，苦行六年，仍未能悟道，后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就克服了各种烦恼，顿成“正觉”。

〔9〕拳匪 一九○○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10〕“涸辙之鲋” 战国时庄周的一个寓言，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11〕Ahasvar 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

〔12〕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论雷峰塔的倒掉1

①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2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②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作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3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③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4，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④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⑤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⑥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⑦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

⑧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⑨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⑩活该。 

【注释】

1.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

2.        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为吴越王钱俶所建，初名西关砖塔，后定名王妃塔；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1924年9月25日倒坍。

3.        《义妖传》演述关于白蛇娘娘的民间神化故事的弹词，清代陈遇乾著，共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水漫金山”“和白状元祭塔”，都是白蛇故事中的情节。金山在江苏镇江，山上有金山寺，东晋时所建。白状元是故事中白蛇娘娘和许仙所生的儿子许仕林，他后来中了状元回来祭塔，与被法海和尚镇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相见。

4.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说：“这篇东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十一月三日。”保俶塔在西湖宝石山顶，今仍存。一说是吴越王钱俶入宋朝贡时所造。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中有简单记载：“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做此以保之……今误为保叔。”另一传说是宋真宗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时僧永保化缘所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遂名塔曰保叔。”

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父亲的工具是一把木把儿锤子、几片錾子和几根钎子，是父亲展示自己手艺的全部家当。锤子把儿不知是什么木料的，已被父亲用手磨得亮黄亮黄的，因为使用多年，锤把儿底部已被他在地上磕得裂了一道缝，父亲用铁丝在锤把儿底部箍了个圈。锤子头用熟铁特制，像是削去四角的梯形铁疙瘩，大的一头是平日里见到的锤面，小的一头中间开有一道卡槽，以便在石磨上凿制不同的纹路时，可以卡入并更换不同规格的铁錾子。錾子其实就是几个錾钢或夹钢的铁片，火柴盒大小，薄厚不等，卡在锤子的卡槽里用。钎子约拇指般粗，长长短短都有，它们原本都有一尺多长，多年来在锤子和石磨的洗礼下，钎头披上了卷发，如同戴了顶圆帽，钎子尖在生活的磨砺中一次次地被磨去铅华。

中国人做事讲究的是A心平、气和、稳重，锻磨也是一样，B磨要稳，面要平，齿要直。锻磨时，一手握稳钎子，一手持锤子敲击。锻磨掌握的是力道，用力过大会敲破齿牙，用力过小则不出活儿，而且在不同的位置也要把握好不同的力道。铁锤敲击着铁钎，在坚硬的齿牙上一道一道地划过，不时溅起一束束火花。开凿到磨芯细小的齿牙时，必须一锤紧贴一锤地凿，力度要一致，其严格的程度到了在同一个地方容不下两锤的击打。

人们都说____ ， 父亲学会的手艺很多，榨油、建油坊、酿酒、做豆腐……这么多的手艺却没有改变他贫穷的人生。石磨渐渐被机械加工所代替，锤子的作用也逐渐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它们如同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工具一样，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后，消亡于机械和电子时代。 

（有删改）

时令已是三月份了，在盘山步道的两侧，迎春花与月季花的藤蔓紧密缠绕，黄的花与红的花竞相绽放。它们仿佛以一种特有的姿态，列队欢迎我的到来。沿着盘山步道行走，会与许多虫子不期而遇，最常见的有蚂蚁、马陆、毛毛虫、西瓜虫等，它们在自己的王国里寻觅着 ， 或行色匆匆 ， 步履仓促；或慢慢吞吞 ， 四平八稳。无论雨前还是雨后，无论何时到凤山，在盘山步道上，在台阶上，我都能看见它们奔波的身影，一副永不停歇的样子。也许，人在生病之后，怜悯心更重，对什么都多愁善感，深感人生之艰辛，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脆弱。那天，瞄着行进中的蚂蚁、西瓜虫等，我的心莫名地颤动了一下，有意放慢脚步给它们让路。我的每一步抬起与放下，都格外谨小慎微，生怕一个闪失，给这些小生命造成致命的伤害。

我年轻的时候，很少思考生命、死亡之类的问题，习惯了天南海北地闯荡，走路咚咚响，呼呼生风，对什么都毫无畏惧，极少留心脚下的小生命，更遑论给一只虫子让路了。我委实不敢相信，这个近乎严苛的要求，却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

（有删改）

鹧鸪天·寻菊花无有，戏作

辛弃疾

掩鼻人间臭腐场，古今惟有酒偏香。自从来住云烟畔^[注] ， 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老伴，共秋光。黄花何处避重阳?要知烂熳开时节，直待秋风一夜霜。

[注]  云烟畔：词人闲居江西铅山的乡间居所。

文段一：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 ， 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之。会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建安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十三年春，权讨江夏，瑜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 ， 初一交战 ， 公军败退 ， 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节选自《三国志·周瑜传》，有删改）

文段二：

疾困与吴主笺

周 瑜

瑜以凡才，昔受讨逆^①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② ， 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天下之事 ， 未知终始 ， 此朝士旰食之秋 ， 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节选自《三国志·鲁肃传》，有删改）

[注]  ①讨逆：孙权长兄孙策，曾受封为讨逆将军。②威灵：声威。

如果没有李白

王晓磊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似乎并不会受很大的影响，对吗?不过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文学家而已，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和我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没有什么关系。

的确，没了李白，屈原就没有了传人，“饮中八仙”会少了一仙，后世的孩子会少几首启蒙的诗歌，似乎也仅此而已。

《全唐诗》大概会变薄一点，但也程度有限，可能减少五十分之一至四十分之一。名义上，李白是“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诗），但从数量上算，他诗集的规模远没有半个盛唐这么大。在一共九百卷的《全唐诗》里，李白的诗占据了第一百六十一卷至一百八十五卷。少了他，也算不得特别伤筋动骨。

没有了李白，中国诗歌的历史会有一点变动，古体诗会更早一点输给格律诗，甚至会提前半个世纪就让出江山。然而，我们普通人也不用关心这些。

不过，我们倒可能会少一些网络用语。比如一度很热门的流行语“你咋不上天呢”，最先是谁说出来的?答案正是李白爷爷：“耐可乘流直上天?”

那么，李白还创造了其他的网络用语吗?有的。比如“深藏功与名”，其源自李白《侠客行》中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如果没有李白这首诗，香港的金庸也不会写出武侠小说《侠客行》来。非但《侠客行》写不出来，《倚天屠龙记》多半也悬。小说中的这把“倚天剑”，是古人宋玉取的名，但为这把剑打广告最多、宣传最卖力的，则要数李白，比如，“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不只是香港文艺界要受一些影响，台湾也是。词曲作者黄安一定不会写出当年唱遍大街小巷的《新鸳鸯蝴蝶梦》来，这首歌就是从李白的一首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里面化用出来的。

没了李白，女孩子们的生活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美国的化妆品品牌Revlon，中文名字也不可能叫“露华浓”了。因为它是从李白的诗里来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如果没有李白，中国诗歌江湖的格局会有一番大的变动。

几乎所有大诗人的江湖地位都会提升一个档次。李商隐千百年来都被叫“小李”，正是因为他前面有“大李”。要是没有李白，他可以扬眉吐气地摘掉“小李”的帽子。王昌龄大概会坐上唐代绝句的首席，因为能和他相比绝句的只有李白。至于杜甫，则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唐诗第一人。

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会遇到一些表达上的困难。

比如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朋友，你将没有词来准确形容他们的关系。你不能叫他们“青梅竹马”，也不能叫他们“两小无猜”，因为这两个词都出自李白的《长干行》。

你也无法用“刻骨铭心”来形容一段恋情，因为这个词也是出自李白的文章：“深荷王公之德。铭刻心骨。”

不仅无法形容恋人，我们还将难以形容全家数代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景象，因为“天伦之乐”这个词也是李白发明的，出自他的一篇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杀人如麻”也不会有，这出自李白的《蜀道难》。“惊天动地”也没有了，这是白居易凭吊李白墓的时候写的诗：“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没有李白，又怎么会有李白墓?没有李白墓，又怎么会有白居易的凭吊诗呢?

扬眉吐气、仙风道骨、一泻千里……要是没有李白，这些成语我们都不会有。此外，蚍蜉撼树、春树暮云、妙笔生花……这些成语也都是和李白有关的，也将统统没有。

没有了李白，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别的麻烦。

当我们在际遇不好，没能施展本领的时候，将不能鼓励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当我们遭逢了坎坷，也不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当我们和知己相聚，开怀畅饮的时候，不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些都是李白的诗句。

那个我们很熟悉的中国，也会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我们将不知道黄河之水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庐山的瀑布有多高，不知道燕山的雪花有多大，不知道蜀道究竟有多难行，不知道桃花潭有多深。

白帝城、黄鹤楼、洞庭湖，这些地方的名气，大概都要略降一格。黄山、天台山、峨眉山的巍峨，多半也要减色许多。

变了样的还有日月星辰。抬起头看见月亮，我们无法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无法吟诵“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如果没有李白，后世的文坛还会发生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没有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苏轼未必会“把酒问青天”；没有李白的“请君试问东流水”，李煜未必会让“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李清照未必会“九万里风鹏正举”。

后世那一个个浪漫的文豪，几乎个个都是读着李白的集子长大的。如果没有李白，他们能不能成为文豪都将是一个问题。

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会衰减不少。有李白的“我欲因之梦吴越”，才有毛泽东的“我欲因之梦寥廓”；有李白的“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后来的“可上九天揽月”；有李白的“安得倚天剑”，才有“安得倚天抽宝剑”。

我们的童年世界也会塌掉一角。那个几乎存在于每个小朋友记忆深处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将没有。它可是小学生作文万金油般的典故。没有了它，小朋友们该怎么把作文写得更出色呢?

在今天，若问如何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答案是抛出一句李白的诗。每一个中国人听到“床前明月光”，都会条件反射般地说出“疑是地上霜”。

看一个文学家的伟大程度，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本民族的血脉。李白这位唐代的大诗人，已经化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和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一起流淌。哪怕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中国人，哪怕他一点都不喜欢诗歌，也会开口遇到李白，落笔碰到李白，童年邂逅李白，人生时时、处处、事事都被打上李白的印记。

李白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个志向他是超额完成了的——所谓“垂辉映千春”，他已经辉映了一千三百多个春秋，并且还会继续辉映下去。

（有删改）

我国诗歌史上，用事与比兴的离合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艺术思维方面，用事本身就与比兴关系密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较早阐发何为用事，他将用事解释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汉代以来，文人诗中，如王粲《七哀诗》“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阮瑀咏隐士诗“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都是称引故实，与诗人当下的情感会合勾连。以自然物象来比兴，与援引古事古辞来比兴，在思维上并无本质差异。汉魏以来，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用事总体上是与比兴相结合的，而这种艺术技巧在阮籍《咏怀》组诗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南北朝时期，诗歌用事朝着频次更加繁密、技巧更加新颖的趋势发展，同时也逐渐流于排偶和铺陈，用事开始与比兴的艺术精神相疏远。《南史》记载，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谢灵运、颜延之更是精于用事的大家。用事在当时成为一种值得炫示的诗歌技艺，也引发了钟嵘“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批评。在南北朝后期，随着五言新体诗的迅速发展，用事更加与排偶、声律要素紧密交织，进一步成为新体诗创作中语言修辞的常见现象。到初唐时期，随着官方类书编纂的影响加大，用事的繁复程度和藻饰效果趋于极致，同时也在创作精神上与比兴传统十分疏远了。

盛唐诗人用事重新与比兴诗学传统呼吸相通，恢复了用事与比兴相合的传统，他们对诗歌用事的要求是，弱化学问性的色彩，强化“己意”和“兴怀”。在诗歌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事与比兴的关系是离还是合，取决于那一时代的诗学观是将用事视为一种修辞的愉悦、学问的炫示，还是将用事视为服从诗歌抒情本质的基本表现方法。盛唐诗显然是属于后者。

盛唐诗歌中用事与比兴的结合，在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诗人引用古代贤臣高士、英雄豪杰的事迹来抒写他们对于政治抱负、人生道路的思索。所用之事与所抒之旨，构成一种兴发感怀的艺术张力。从典故的内容来说，虽然存在个体偏好的差异，如王维擅用佛经典籍故实、李白喜用道家神仙故实、孟浩然诗中化用儒家经典之语等，但通观盛唐诸家，共性是更主要的一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唐诸家还较为集中地化用三代两汉以来的贤臣良将、英雄豪杰、隐士高人以及魏晋名士的事迹，表现他们对功业理想、人格境界的追寻。这种取用历史人物典故来表达人生志趣的做法，在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贫士》等作品中已经运用成熟。但应注意这在魏晋文人诗的传统中，主要还是诗人个人的创作喜好，到了盛唐时期则上升为诗歌艺术的时代共性。

如盛唐诗人常以严子陵垂钓、葛洪修道的典故，表达隐逸求道的志趣。岑参在终南山隐居读书期间作诗云：“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濑。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陶翰游宿天竺寺也有诗道：“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又如对《楚辞》中渔父形象的发挥，也是盛唐诗人所喜爱的，往往用以表达超脱世情、自由适性的共同旨趣。当时诗人笔下多有“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投迹庶可齐，沧浪有孤棹”等自比渔父的例子，李颀《渔父歌》中更发出“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之叹，剖白“所欲全吾真”的坚守。再如盛唐诗歌中常以英杰良臣的典故，表明诗人建功立业并功成归隐的理想，这一点在李白的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白每每以这些人物行迹来表现他对人生道路的期许，如“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纵然失意之际，也以“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自励。这种诗歌用事的意义，是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合于当代士人价值心态的典范形象，从而更为深切地抒写诗人当下的志怀。

从盛唐诗用事的艺术效果来看，故实与兴怀相冥合，往往能创作出含意丰富的佳句，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将谪宦之际高洁自持、清静自守的心意巧妙寓托；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委婉得体地寄托士子欲求援引的心声。“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这类以事典寄托怀才不遇感受的诗例也十分多见。这类典故大多融入了作者的情志，加以艺术形象的提炼，最能体现盛唐诗家对用事艺术和比兴精神的融合。

总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实践中，用事与比兴诗学精神的融合，体现得尤为充分。盛唐诗人将用事与比兴的融合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诗歌走出了南北朝以来以用事炫示富博的风气，也跳出了初唐在类书助长下普及的模式化、套路化的用事思路。盛唐诗歌的用事艺术，可以说总体上是围绕唐人“兴寄”“兴象”这类核心的诗学观念来活化的。

（摘编自黄琪《盛唐诗用事的比兴诗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