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淮安位处苏北平原，东近大海，西接皖北，北通齐鲁，南望吴越，自古以来一直是物华天宝之地、钟灵毓秀之区。境内河湖水系密布，古淮河与大运河在此交汇，历代均视为扼守南北要冲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亦为漕运枢纽、治水中心。汉代以降，淮安地区人文荟萃，名士豪杰辈出，在军事、政治、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不愧人杰地灵之誉。凡此种种，赋予淮安以特殊的历史文化底蕴。淮安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不但是今天淮安人引为自豪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研究领域。淮安历史文化学(以下简称“淮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

一是淮安地方文献研究。历代与淮安有关的文献资料数量极多，包括史书、方志、诗文、笔记、碑刻、档案、舆图等等。这些文献是我们今天研究淮学的主要基础，相关史料的搜集、校勘和考证工作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由于相关文献总量很大，卷帙浩繁，除了已经出版的重要典籍，今后还可在一些较冷僻的史料以及海外资料、图画和旧照片的搜集上多下功夫，进一步充实地方文献的宝库。

二是淮安地区历史与漕运、水利、军事、经济、盐务等专门史研究。古代淮安名称多变，辖境范围时常调整，历史沿革复杂，有很多内容需要仔细探究。更重要的是，淮安长期承担漕运中心、治水中心、军事重镇、盐务管理中心等职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漕运、水利等专门史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对象。

淮安历史研究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就是与淮安有关的历史名人研究。淮安地区盛产名人，代有英贤，如汉代的韩信、枚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陈琳、步骘、鲍照，唐代的赵嘏，宋代的梁红玉，明代的吴承恩、沈坤，清代的阎若璩、吴鞠通、边寿民、关天培、刘鹗，近代的周恩来、周信芳、罗振玉、郎静山、周作民，其中包含军事家、政治家、学者、作家、诗人、画家、京剧表演艺术家等不同类型，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足以令其他地区艳羡惊叹。除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名人，历史上还有很多名人曾经在淮安地区做官、寓居，如宋代的米芾、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同样也与淮安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这些名人是淮安的骄傲，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三是淮安地区古代城市、建筑、园林及文物保护研究。淮安古城建城的时间超过1600年，历代修建的衙署、宅第、寺观、园林、会馆、桥闸、陵寝等建筑物也尚有一些遗物、遗址留存，例如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淮安府署、文通塔、镇淮楼、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清江文庙、涟水月塔以及若干寺观祠庙、名人故居，这些建筑和园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是不可再生的物质遗产，其中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和才情，对于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是淮安地区文学、书画、戏曲、烹饪、宗教及民俗艺术研究。淮安是文艺昌盛之乡，先辈在诗词、小说等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枚乘、枚皋父子的汉赋，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文章，唐代诗人赵嘏的诗，明代大文豪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清代女作家邱心如的弹词《笔生花》，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诗文作品传世，仅府志、县志中《艺文志》所载就已经非常可观。此外，淮安在书画方面具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名家名作不断涌现；戏曲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水准，京剧与淮剧、淮海戏等地方戏种都曾经鼎盛一时。淮安又是淮扬菜的诞生地，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烹饪水平出神入化；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也有较大的特色。以上内容大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以上淮学四大分支领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叉，互为倚助，要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往往还有赖于不同学科的融合互补。

淮安历史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水文化”，又处于南北分界线上，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包容性。未来淮学研究应该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宏观视野与微观探究并重，既充分认识淮安文化的独特性，又能与徽州、扬州以及运河沿岸其他地区展开比较研究，扬长避短，兼收并蓄。

具体学术研究的开展可采用当地政府、文化部门主导与民间学术团体自发组织相结合的形式。研究者的范围不限于本地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相关专业的学者，应该扩大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范围，建立国际性的淮学研究会，定期出版学术刊物，举办国际研讨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专家和学者参与其中，通过政府、学界和民间共同努力，积极倡导、宣传，扩大淮学的影响，做到“立足于淮，辐射全球”。

淮学不是故纸堆中的旧学问，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学科。从大处说，通过对淮安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推陈出新，延续城市文脉，提升城市的文化精神；从小处说，对于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贾珺《应许世上有“淮学”》)

材料一：

游牧地带是游牧生活与草原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中国境内属于游牧地带的范围很广，除了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西辽河流域，几乎北纬40°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也都可以成为游牧民族的家园。草原游牧地带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广远的绿色长廊。

地学研究成果指出，推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分离出来的动力是气候变迁。距今3500～3000年欧亚大陆气候转入冷期，正是冷期的出现，使得畜牧业在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方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草原环境下发展为游牧方式。

成熟的游牧业依托的环境为广袤的草原，而它的萌生地却在农牧交错带。农耕区与畜牧区是依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而划分的基本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在环境上具有敏感特征，每当全球或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农牧交错带的敏感特征也会影响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随着这一地区自然带属性的更移，人类首先打破原始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于农耕业的畜牧业。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游牧型畜牧业(游牧业)则晚于放养型畜牧业。只有游牧业出现，畜牧业才真正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马具是推动牧人与畜群走向草原的物质依托，从人们跃上马背的那一刻起，广袤的草原就成为他们的舞台。

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止限于中国北方。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在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下，欧亚草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作出了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狩猎采集者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内资源的承载力，就会导致饥荒，这也是为什么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不过，海岸地带则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能够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

马的驯化还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狩猎采集者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大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游牧业的建立意味着人们进一步依赖驯化动物。牛羊的驯化本来就是游牧业的必要基础。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

畜牧意味着社会中进行农耕和负责放牧的劳动力的分化，游牧则意味着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但游牧并不是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而是需要通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必需的生活资料。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为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为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种植的作物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它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种植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大豆的驯化始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则可能是最早驯化、种植大豆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有大豆的种植，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摘编自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①  ？

在生活中比较容易实施的改善记忆力的措施，包括营养均衡的饮食，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B、维生素C的食物，如绿叶蔬菜、坚果、牛奶等；加强锻炼，提高大脑记录和处理新信息的潜能，预防大脑退化。研究发现，锻炼多的人，认知功能下降得更为缓慢。

科学的学习方式也可提升记忆力。实验证明，  ②   ， 也就是说间隔一定的时间分多次进行学习，要比集中一段时间突击学习的记忆效果好。而且，与单纯的重复学习相比，人们如果在学习后进行测试，那么随后的记忆效果更好，被称为“测试效应”。

此外，  ③  。例如，记忆宫殿法是一种利用空间思维和联想能力，把要记住的事情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记忆的方法，这种记忆术能快速提高记忆的准确性。

《见孝感·鉴时光》是德阳市旌阳区融媒体中心为辖区孝感街道拍摄制作的一条短视频。该作品采用独特的声音叙事手法，通过不同环境下不同层次的声音，让观众感受到自己家乡的深刻变化。创作初期，他们一直寻找这里可以让人共情的元素符号。经过不断寻找、探索，他们认识到，乡音是故乡最为动听却又难以复制的标志，于是将乡音作为视频的识别元素。视频中动车的声音，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声音，让人感受到时代飞速发展的步伐；写字楼里键盘敲击、信息传输的声音，庆祝成功的欢呼声，让人感受到城市的活力与脉动；田间的虫鸣声，村民的欢笑声，村口老者给孩子们讲述故事的声音，孩子们采摘水果充满丰收喜悦的声音，还有外来露营游客的欢乐笑声，让人回到最初的美好，回到故乡的怀抱。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中华大地上一座小城每天发生的平凡事，记录生活在这里平凡的你我他，期待受众在诗意、愉悦的氛围中，领略传统与现代、古朴与风尚交融的时代风景。

杂交是提高作物产量的实用技术。在孟德尔阐述了遗传学原理之后，人类认识到把作物的优秀基因通过杂交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获得更为优秀的后代。道理虽然简单，但很多作物并非那么配合。

水稻是种特别的植物，它们的雌蕊和雄蕊是同时成熟的，一旦开花，所有的雌蕊都会被自家的雄蕊产生的花粉占领。根本轮不到外来的花粉送上去授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杂交的个体出现。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

怎样才能高效地制造出杂交水稻的种子呢？可能有朋友会说，直接把一些水稻花的雄蕊去掉，用其他花朵给它们授粉不就好了。如果你看过水稻开花，就会发现这个做法是不可行的，每个稻穗都有几百个雄蕊，要把它们挑拣干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水稻育种也就进入了“死胡同”。

就在大家埋头寻找剔除水稻雄蕊的方法的时候，袁隆平先生想到了另一条道路——去寻找那些雄蕊本来就不发育的水稻个体。功夫不负有心人，袁隆平先生在稻田中找到了6株。天然的雄蕊不发育的水稻植株，在接受了正常水稻花粉之后，这些雄性不育的水稻结出了稻穗，并且它们的后代里面也有雄蕊不发育的个体。1966年，这个发现被发表在中国科技领域核心期刊《科学通报》上，但是当时这个发现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1968年，袁隆平先生的试验受到了阻挠，初露曙光的杂交水稻之路陷入了黑暗。但是，袁隆平先生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开展研究。大家想要更高更壮的水稻，可是，杂交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杂交无用论”。袁隆平先生的工作再次陷入了泥沼之中。

为什么杂交后的水稻没有优势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栽培的雄性不育水稻同其他水稻的关系太亲近了。就像人类近亲结婚，有很大的可能会生下有缺陷的后代一样，这些关系亲近的水稻一样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不过，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在海南发现的一棵雄性不育的野生稻，拯救了杂交水稻事业。在引入这棵名叫“野败”的水稻个体之后，整个杂交水稻的道路被打通了。1976年，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划时代的高度。1977年，袁隆平将之前的实践经验总结整理，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中国的杂交水稻成为世界农业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到今天，杂交育种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水稻育种工作中。

不过，自然界存在的优秀基因毕竟是有限的，而育种筛选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况且在天然植物中并不存在抗除草剂和高效抗虫害的基因。要想极大增加产量，还需要进行有目的的基因编辑。这件看起来只有在人类社会会发生的事，其实在100万年前，大自然就已经在红薯身上操作过了。在15世纪末，哥伦布带着一帮打算去亚洲找胡椒的兄弟误打误撞来到美洲。他们惊异地发现，这里的人不种小麦和大麦，他们的很多食物居然是从土里刨出来的。对于吃这些东西，欧洲殖民者是抵触的，因为小麦和大麦都是向着天空生长的，但是红薯则深深地埋藏在土壤之中。不过，很快，欧洲殖民者的高贵信念就屈服给了肚子，红薯提供的能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同样的土地种红薯，能够养活更多的人。

再加上红薯能提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好食物。如今的红薯更是朝着高甜度、好口感的方向发展。这么好的食物却备受质疑：很多朋友都觉得红薯这么软糯甘甜，这么能养活人，特别是还有紫薯这个异类，这都因为红薯是转基因作物。

还真说对了，红薯就是转基因作物，而且在100万年前就已经操作完成了。对，这事并不是我们人类干的，而是大自然的安排。其实，最初红薯的祖先的根并不粗壮，更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沙参和桔梗。然而，就在100万年前，有一个红薯生病了。它的身体被一种叫根癌农杆菌的细菌入侵了，不甘心的红薯并没有屈服，它顽强地挺过了疾病。就好像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获得了火眼金睛一样，红薯在这场大病中获得了“膀大腰圆”的基因。

根癌农杆菌是遗传实验室中最常用的工具，在这种细菌的体内有一种叫质粒的特殊DNA，质粒更像是基因搬运工，它们能把一些基因“扛”在自己身上，送到被感染的生物基因之上。而在100万年前，质粒就把赤霉素基因强塞给了红薯，正是这个基因的加入，让细瘦的红薯拥有了“发福体质”，被培育成了人类不可或缺的食物。

其实，人类也有被转基因的可能。如果不幸患上艾滋病，那就要经历转基因的过程。因为艾滋病病毒并不是完整的生命体，它们自己不能完成后代生产，必须借助人类的细胞来干这件事。更好玩的是，要完成后代生产这件大事，就必须把自己的基因先整到人类细胞的DNA之中，然后等生产出足够多的病毒复制品的时候，就会把人体细胞搞破裂，然后再去感染其他细胞。然而，有些人体细胞会幸存下来，也就拥有了病毒的DNA，这也是艾滋病病毒可以在人体中潜伏很多年的原因。

人类之所以对艾滋病病毒没办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病毒太不靠谱了，经常复制出错。因为复制出错，病毒就改变了长相，我们的免疫系统刚刚记住“强盗的样子”，结果人家就易容了。这也是艾滋病疫苗难以研发成功的关键原因。

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对抗自然的法则，其实不过是自然界的小学生而已。我们今天运用的转基因技术，竟然与大自然在100万年前所做的如出一辙。

(摘编自史军《植物塑造的人类史》)

近日，一批珍贵的水稻种子随“神舟十四号”3位航天员一起回家，引起了关注。这是人类首次在太空收获稻种——经过空间站里 120天的培育生长，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首次完成太空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

如今，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食物等生存必备物资补给都依赖从地球上运输，  ①  。一位美国科学家曾透露，把1磅(约0.45千克)食品送上国际空间站需要花费约1万美元。未来，人类如果想探索更遥远的深空，  ②  。在太空农场里我们可以种植粮食和蔬菜，这样不仅能减少食物补给压力，还能帮助回收废水、制造氧气、净化空气。

此次实验中，我们不仅完成了水稻的全生命周期培育，  ③   ， 收获了再生稻种子。再生稻又称稻孙子，是种一次收获两回的水稻。该技术可以大大增加单位体积中的水稻产量，为空间作物的高效生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验证据。也就是说，中国人不仅在太空种出了水稻，还开辟出高产太空稻的技术路线。难怪海外网友评论说，中华民族有种田的天赋，甚至将我们在中国空间站种植水稻称为“神农血脉觉醒”。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从我国东北到西南，从华北和黄淮海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秋粮收获一派繁忙景象。面对丰收的景象，人们  ①  。在这丰收的喜悦背后，离不开在粮食领域长期默默耕耘的功勋模范。“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袁隆平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 为端牢、端稳中国饭碗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  ②   ， 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几十年来，袁隆平领衔的科研队伍接连攻破难题，超级稻亩产700公斤、800公斤、1000公斤、1100公斤……世界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袁隆平生前常说起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如今，袁隆平终于  ③  ：我国稻谷生产量世界第一，2021年达2.128亿吨，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一半，累计种植面积超过6亿公顷；从越南的湄公河畔、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到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平原……杂交水稻已被推广到数十个国家或地区，海外种植面积超过700多万公顷。

雪莱在《致云雀》中，以云雀为喻，歌颂纯粹的快乐、执着的理想与自由的精神——它挣脱束缚飞翔，用歌声唤醒人类对美好的向往。这份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在当代从未褪色：青年学子为梦想挑灯夜读，科研人员为突破坚守实验室，志愿者为公益奔赴远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云雀”，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阅读材料，联系你的生活体验与思考，以“心中的‘云雀’”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标题自拟。​

材料一：雪莱的“理想主义”与《致云雀》的创作​

雪莱的一生，是为理想而战的一生。他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却从小对封建专制制度充满厌恶——在伊顿公学就读时，他因反抗学校的专制管理，被同学称为“疯子雪莱”；进入牛津大学后，他因发表《无神论的必然》抨击宗教神学，被学校开除；成年后，他因宣扬民主革命思想、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多次被英国政府驱逐，最终被迫流亡意大利。这种“为理想献身”的经历，塑造了他鲜明的理想主义特质。​

雪莱的理想主义，核心是“对人类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他坚信，人类终将摆脱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的双重枷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而诗歌，便是他传播理想、唤醒民众的重要工具。他在《诗的辩护》中写道：“诗人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在他看来，诗人不仅要创造美的作品，更要以诗歌为武器，批判黑暗现实，引领人类走向光明。​

《致云雀》正是雪莱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诗中的云雀，是“自由”的象征——它挣脱大地的禁锢，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对应着雪莱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云雀的“纯粹快乐”，对应着雪莱对“人类幸福”的构想；云雀的“歌唱不息”，则象征着雪莱对理想的“执着坚守”。在封建势力复辟的黑暗年代，雪莱借云雀的歌声宣告：理想永不熄灭，人类终将走向自由与幸福。这种对理想的坚定信念，让《致云雀》超越了普通的咏物诗，成为一曲“理想主义的赞歌”。

材料二：《致云雀》与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观”​

浪漫主义诗歌的核心特质之一，是对“自然”的崇尚与赞美。与古典主义诗歌注重“模仿现实”不同，浪漫主义诗歌将“自然”视为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象征——自然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景物，更是能与人类精神产生共鸣的“伙伴”。《致云雀》中雪莱对云雀的赞美，正是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典型实践——他将自然意象（云雀）与人类精神追求紧密结合，让自然成为传递理想、慰藉心灵的载体。​

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精神性”，认为自然蕴含着超越现实的力量。在雪莱眼中，云雀并非普通的飞鸟，而是“自然精神”的化身：它的自由飞翔，是自然对“束缚”的反抗；它的纯粹快乐，是自然对“本真”的坚守；它的不息歌唱，是自然对“理想”的宣告。这种“自然精神”，恰好与雪莱对人类社会的期待相契合——他希望人类能像云雀（自然）一样，挣脱封建专制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真，坚守对自由与幸福的理想。​

同时，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平等与共鸣。雪莱在诗中并非“俯视”云雀，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云雀对话，甚至渴望成为云雀——“我们倾听你，我们倾听你！”这句咏叹，展现了诗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向往。在他看来，自然不是人类征服或利用的对象，而是能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导师”。云雀的歌声之所以能打动全世界的人，正是因为它传递的“自然精神”能跨越物种，与人类的精神追求产生共鸣。​

《致云雀》对浪漫主义“自然观”的践行，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涵，更影响了后世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此后，济慈的《夜莺颂》、华兹华斯的《水仙》等作品，都延续了“自然意象精神化”“人与自然共鸣”的传统，让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

材料三：《致云雀》的“音乐性”与雪莱的诗歌理念​

雪莱认为，诗歌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联系——“诗是最快乐、最美好的心灵在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刻留下的记录”，而音乐则是诗歌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致云雀》的“音乐性”，正是雪莱这一诗歌理念的生动体现，它让诗歌不仅“可读”，更“可听”，如云雀的歌声般灵动悦耳。​

首先，诗歌的“韵律设计”贴合云雀歌声的特质。全诗采用“三拍子”的节奏（如“你从大地一跃而起，/像一片烈火的青云，/掠过蔚蓝的天心，/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三拍子的轻盈与跳跃感，完美模拟了云雀飞翔时的灵动姿态与歌声的欢快节奏。同时，诗歌的押韵方式灵活多变，既有“起”“心”“唱”的尾韵押韵，也有“飞翔”“歌唱”的叠词押韵，押韵的密度与云雀歌声的“密集度”相契合——云雀的歌声连绵不绝，诗歌的韵脚也贯穿始终，形成“声韵不断”的音乐效果。​

其次，诗歌的“语言节奏”与云雀的“歌唱节奏”同步。雪莱根据云雀歌声的变化调整诗行的长短：当描写云雀“一跃而起”“掠过天心”时，采用短句（如“像一片烈火的青云”），节奏急促，模拟云雀起飞时的轻快；当描写云雀“在蓝天的怀抱里”歌唱时，采用稍长的句子（如“你爱，却从不知晓过分充满爱的悲哀”），节奏舒缓，模拟云雀歌声的悠长。这种“长短句交错”的语言节奏，让诗歌读来如云雀的歌声般富有变化，避免了单调与枯燥。​

雪莱曾说：“诗歌应该使读者感受到一种狂喜。”《致云雀》的“音乐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通过韵律、节奏与语言的配合，让读者在阅读时仿佛听到云雀的歌声，产生“身临其境”的狂喜感。这种“音乐性”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更让诗歌传递的“自由、理想”精神更易被读者感知与接受——当读者被诗歌的音乐美打动时，也会自然而然地认同诗歌所传递的精神内涵。​

材料四：《致云雀》的当代传播与教育价值​

在当代社会，《致云雀》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通过多种渠道传播，成为培养青少年“审美能力”“理想信念”的重要素材，展现出丰富的教育价值。​

从传播渠道来看，《致云雀》突破了传统的“书本传播”，进入了“多媒体传播”时代。在音乐领域，许多作曲家将《致云雀》改编成歌曲，如英国作曲家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的《致云雀》艺术歌曲，将诗歌的文字转化为旋律，让云雀的“歌声”以更直接的方式传递给听众；在影视领域，《致云雀》的诗句常被用作电影、电视剧的台词或配乐字幕，如电影《死亡诗社》中，老师引用“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激励学生追求自由与理想；在教育领域，《致云雀》被选入多国语文教材，成为课堂上分析“浪漫主义诗歌”“自然意象”的经典案例。​

从教育价值来看，《致云雀》对当代青少年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审美教育”：诗歌的“语言美”（灵动的比喻、优美的韵律）、“意象美”（云雀的自由形象）能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感知力，让他们学会发现与欣赏文学作品的美；二是“理想教育”：诗歌传递的“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对理想的执着坚守”，能激励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三是“生命教育”：诗歌中“人与自然共鸣”的理念，能引导青少年尊重自然、热爱生命，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

正如当代文学评论家所言：“《致云雀》的价值，在于它能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代社会，《致云雀》依然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慰藉，让人们在云雀的歌声中，找回对自由、理想与幸福的渴望。​

《致云雀》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对理想与自由的热烈歌颂，更在于其构建的“双向共鸣”——诗人与云雀的共鸣、诗歌与读者的共鸣。这种共鸣，让诗歌的情感与思想突破时空限制，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

诗人与云雀的共鸣，建立在“精神契合”的基础上。雪莱将云雀称为“欢乐的精灵”，并非偶然——云雀的“挣脱束缚”对应着雪莱对抗封建专制的抗争，云雀的“纯粹快乐”对应着雪莱对理想人性的追求，云雀的“歌唱不息”对应着雪莱对理想的执着坚守。在诗中，诗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与云雀融为一体：“我们倾听你，我们倾听你！”这句反复咏叹，标志着诗人从“赞美云雀”到“成为云雀”的精神转变——云雀的快乐成为诗人的快乐，云雀的追求成为诗人的追求。这种精神契合，让诗歌的情感表达更显真挚，避免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虚假。​

诗歌与读者的共鸣，源于其对“人类共同困境”的精准捕捉。雪莱在诗中描绘的人类处境——“瞻前顾后，为了不存在的事物自扰”“最真挚的笑也交织着痛苦”，并非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无论是雪莱所处的封建复辟时代，还是当代社会，人类始终被欲望、焦虑、遗憾束缚，难以拥有纯粹的快乐与自由。而云雀所象征的“纯粹快乐”“自由理想”，恰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向往。当读者读到“你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当读到“我们最真挚的笑，也交织着某种痛苦”时，会产生“被理解”的共鸣。这种对“共同困境”与“共同向往”的捕捉，让诗歌能跨越时代，与不同读者产生情感连接。​

此外，诗歌的“语言张力”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鸣。雪莱在语言上兼顾“灵动性”与“深刻性”——灵动的比喻（如“像一片烈火的青云”）让云雀形象鲜活可感，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门槛；而深刻的哲理（如对人类快乐困境的批判）则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这种“浅入深出”的语言特色，既让诗歌具有“可感性”，能吸引普通读者；又让诗歌具有“可思性”，能满足深度阅读需求。例如，“你从大地一跃而起”一句，既生动描绘了云雀的动作，又暗含“挣脱束缚”的深刻内涵，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感悟。​

《致云雀》的“双向共鸣”，本质是“个体情感”与“普遍精神”的结合。雪莱将个人对自由、理想的追求，融入对云雀的赞美中，使其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而读者则在诗歌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实现“个人体验”与“诗歌精神”的连接。这种结合，让诗歌既具有“个人温度”，又具有“普遍价值”，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在雪莱的诗歌世界里，自然意象始终承载着深刻的精神内涵，云雀、西风、夜莺等自然生灵，都是他理想与情感的化身。《致云雀》中的云雀，更是将这种“自然意象的精神化”推向极致——它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鸟类，而是“自由”“理想”“纯粹快乐”的象征符号，是雪莱精神世界的投射。​

云雀的“自由”特质，体现在其空间与精神的双重超越。从空间上看，它“从大地一跃而起”“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突破了大地的禁锢，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从精神上看，它的快乐“不掺杂人类的欲望与焦虑”，摆脱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枷锁。这种双重超越，恰好契合雪莱对“自由”的追求——在政治上，他渴望打破封建专制的禁锢，实现人类的政治自由；在思想上，他希望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实现人类的精神自由。云雀的自由飞翔，正是雪莱理想中人类生存状态的写照。​

云雀的“纯粹快乐”，是对人类“虚假快乐”的反拨。雪莱在诗中尖锐地指出，人类的快乐总是“瞻前顾后”“交织着痛苦”，被欲望、焦虑、遗憾等负面情绪稀释。而云雀的快乐，源于“生命本真”——它“爱，却从不知晓过分充满爱的悲哀”，它的歌唱不为取悦他人，不为获取回报，仅仅是源于内心的喜悦。这种纯粹，并非雪莱对“原始生活”的向往，而是对“理想人性”的构想：他希望人类能摆脱物质欲望的奴役，回归精神层面的纯粹，找回生命本真的快乐。​

值得注意的是，雪莱对云雀的赞美，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尽管云雀象征着理想世界，但诗歌始终以人类现实处境为参照——正是因为人类被现实束缚，云雀的自由才更具价值；正是因为人类的快乐充满虚假，云雀的纯粹才更显珍贵。这种“以现实为根基的理想主义”，让《致云雀》避免了浪漫主义诗歌常见的“空泛抒情”，而具有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利・亨特所言：“雪莱的云雀，不是空中的幻影，而是能照亮人类现实困境的明灯。”​

《致云雀》创作于1820年，是雪莱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封建势力复辟与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碰撞的动荡时期——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欧洲各国签订《维也纳条约》，妄图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而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遭受重创。雪莱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因抨击封建专制、宣扬革命思想，多次被英国政府驱逐，此时正流亡意大利。现实的压抑与理想的炽热在他心中激烈交织，而云雀这一自然生灵的出现，恰好成为他情感与思想的宣泄出口。​

诗歌以“你从大地一跃而起”开篇，瞬间将云雀塑造成挣脱束缚、奔向自由的象征。在雪莱笔下，云雀并非普通的飞鸟，而是“欢乐的精灵”“不事雕琢的诗歌”，它的快乐具有三重特质：纯粹性、超越性与感染性。纯粹性体现在“你爱，却从不知晓过分充满爱的悲哀”——云雀的快乐不掺杂人类的欲望、焦虑与痛苦，是源于生命本真的喜悦；超越性则表现为它“从天堂或天堂的邻近”传来歌声，突破了大地的局限，指向精神层面的理想世界；而感染性则在于“全世界的人都倾听你歌唱”，它的快乐能跨越物种，唤醒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雪莱对云雀的赞美，本质上是对人类现实处境的反思与批判。诗中写道：“我们瞻前顾后，为了/不存在的事物自扰”“我们最真挚的笑，也交织着某种痛苦”，精准戳中了人类快乐被欲望、焦虑稀释的困境——人类总是被过去的遗憾、未来的担忧束缚，即便拥有快乐，也夹杂着虚假与痛苦，无法像云雀般纯粹。这种对比，并非否定人类的精神追求，而是表达对“理想人性”的渴望：雪莱希望人类能挣脱封建专制与思想禁锢的双重枷锁，找回如星雀般纯粹的快乐与自由。​

诗歌的艺术手法堪称浪漫主义的典范。首先，第二人称的运用贯穿全诗，“你”的称呼让诗人与云雀形成直接对话，仿佛云雀就是诗人的精神知己，情感表达更显真挚热烈；其次，密集的比喻与排比构建出灵动的意象体系，“像一片烈火的青云”“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等比喻，既展现云雀的形态与特质，又赋予其精神内涵；最后，明快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完美适配云雀的歌声——诗行多以短句为主，押韵灵活多变，如“起”“喜”“里”的押韵，既保留音乐美，又避免格律的束缚，让诗歌读来如云雀歌声般灵动欢快。​

《致云雀》的价值，不仅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传递的精神力量。在封建势力复辟的黑暗年代，雪莱借云雀的歌声宣告：即便现实压抑，理想与自由的光芒也永不熄灭。这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自由的热烈向往，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财富，至今仍能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光明。​

茹志鹃在《百合花》中，以小通讯员与新媳妇的故事，诠释了战争年代的人性美——羞涩的战士、善良的妇女，用补衣服、献被子的平凡举动，传递出最真挚的情感。这份“平凡中的美好”，在当代依然闪耀：环卫工人凌晨清扫街道，志愿者为老人上门服务，同学间的互助、邻里间的关爱……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却能温暖人心，彰显人性的光辉。​

阅读材料，联系你的生活体验与思考，以“平凡中的美好”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标题自拟。​

材料一：茹志鹃的创作理念与《百合花》的诞生​

茹志鹃的文学创作，始终围绕“人”与“情”展开。她曾在《我的创作经历》中坦言：“我不喜欢写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也不喜欢写那些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我更感兴趣的是普通人在特殊环境下的情感与选择，是那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这种创作理念，与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茹志鹃早年参加革命，在部队中担任文化教员，接触过许多像小通讯员一样的普通战士——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有缺点、有羞涩，却在关键时刻愿意为他人牺牲；也接触过许多像新媳妇一样的农村妇女——她们朴实、善良，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革命。这些真实的人物与情感，成为她创作的灵感源泉。​

1958年，茹志鹃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工作，当时编辑部正在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许多作家都选择了宏大的战争场面或英雄人物作为主题。茹志鹃却想起了自己在部队时的经历，想起了那些平凡战士的可爱与善良，她决定写一个“不一样”的革命故事——不写激烈的战斗，不写完美的英雄，只写普通人之间的真挚情感。​

在创作过程中，茹志鹃曾多次修改细节，力求让人物更真实、情感更细腻。最初，她设想的小通讯员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战士，但总觉得不够鲜活；后来，她加入了“借被子时羞涩”“步枪筒插树枝”等细节，让小通讯员的“年轻与淳朴”跃然纸上。对于新媳妇的形象，她也刻意避免“高大全”的塑造，而是通过“犹豫借被子”“补衣服破洞”等细节，展现其从“普通人”到“理解革命”的自然转变。正如她所说：“我要让读者相信，这些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的情感是真实可感的。”​

《百合花》完成后，最初投稿时曾被多个杂志社拒绝，理由是“题材太小”“没有突出革命主题”。但茹志鹃始终坚信，“普通人的情感也是革命主题的一部分”。最终，在巴金先生的推荐下，《百合花》于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发表，一经刊出便引发轰动。读者们被小说中细腻的情感与鲜活的人物打动，文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革命题材”的创作边界。《百合花》的成功，不仅印证了茹志鹃创作理念的价值，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平凡人的情感与故事，同样能传递深刻的革命主题。​

材料二：《百合花》与“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

“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阶段，其创作多以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强调作品的政治功能与教育意义，常见“宏大叙事”与“高大全英雄”的塑造模式。而《百合花》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的代表作，却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异类”，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价值。​

首先，在叙事视角上，“十七年文学”的多数作品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便于直接展现革命的宏大场面与英雄的光辉事迹；而《百合花》则以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叙事，通过“我”的观察与感受，聚焦普通人的情感与生活细节。这种视角的选择，让小说摆脱了“政治说教”的生硬，多了一份“人文关怀”的温柔。读者不再是“被动接受革命教育”，而是“主动感受人物情感”，从而更易产生共鸣。​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十七年文学”的英雄人物多为“无缺点、无情感弱点”的“高大全”形象，如《红岩》中的江姐、《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他们的存在更多是为了传递革命精神；而《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与新媳妇，都是有“缺点”的普通人——小通讯员羞涩、不善交际，新媳妇最初犹豫借被子。但正是这些“缺点”，让人物更真实、更鲜活，他们的“英雄行为”（小通讯员牺牲、新媳妇献被子）也更具感染力，因为读者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明白“英雄也可以是普通人”。​

最后，在主题表达上，“十七年文学”的多数作品直接强调“革命的胜利”“英雄的牺牲”，主题鲜明但略显直白；而《百合花》则通过“百合花被子”“补衣服破洞”等细节，间接传递“军民情”“人性美”的主题，让主题表达更含蓄、更深刻。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避免了“政治口号”的空洞，让读者在感受情感的同时，自然而然地理解革命的意义——革命不仅是激烈的战斗，更是普通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百合花》在“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性，并非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否定，而是对其的补充与拓展。它证明了“革命题材”的创作可以有更多样的形式，“革命主题”的传递可以更细腻的方式。正如文学评论家所言：“《百合花》的价值，在于它为‘十七年文学’注入了人文的温度，让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既有政治高度，又有情感深度。”​

材料三：《百合花》的当代改编与传播​

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合花》并未被遗忘，而是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走进了更多观众的视野，展现出强大的当代生命力。这些改编作品在保留小说核心情感与主题的基础上，结合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让《百合花》的故事以更丰富的方式传递下去。​

在戏剧领域，《百合花》被改编成话剧、歌剧等多种形式。2018年，由江苏大剧院出品的歌剧《百合花》首演，引发广泛关注。歌剧版以小说为基础，通过音乐的力量强化情感表达——小通讯员与“我”同行时，音乐轻快活泼，凸显其天真淳朴；小通讯员牺牲时，音乐低沉悲伤，配合新媳妇盖被子的场景，让观众潸然泪下。歌剧版的导演说：“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小说中细腻的情感，让《百合花》的故事在歌声中获得新生。”​

在影视领域，《百合花》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1981年，由崔嵬导演的电影《百合花》上映，影片严格遵循小说的情节与细节，通过镜头语言展现“借被子”“补破洞”“盖遗体”等关键场景。演员的表演也力求还原人物的真实感——饰演小通讯员的演员，刻意模仿农村青年的羞涩与腼腆；饰演新媳妇的演员，则通过眼神与动作，展现其情感的自然转变。电影上映后，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成为许多人了解《百合花》的重要途径。​

此外，《百合花》还被改编成绘本、广播剧等形式，适应不同受众的需求。绘本版《百合花》以细腻的插画，再现了小说中的关键场景，让儿童读者也能感受故事的温暖；广播剧版则通过声音的魅力，让听众通过“我”的叙述、小通讯员的羞涩语气、新媳妇的温柔话语，想象故事的画面，获得独特的听觉体验。​

这些当代改编作品，不仅让《百合花》的故事得以传承，更让其主题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意义。在和平年代，“军民情”“人性美”的主题依然重要——它提醒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普通人身上的美好品质，都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材料四：《百合花》的教育价值与当代启示​

《百合花》作为经典课文被选入统编版高一语文教材，其教育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知识的传授上，更体现在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的培养上，为当代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从文学教育角度看，《百合花》是培养学生“细节赏析”与“人物分析”能力的优质文本。小说中的“百合花被子”“衣服破洞”“树枝”等细节，都是赏析的重点——通过分析这些细节，学生能学会如何通过“小细节”理解“大主题”，如何通过“具体描写”感受“人物情感”。在人物分析上，小通讯员的“羞涩与英勇”、新媳妇的“犹豫与善良”，都能让学生明白“人物形象是立体的、多面的”，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正如一位语文教师所说：“教《百合花》时，我会让学生找自己最喜欢的细节，说说为什么这个细节打动自己。很多学生能从‘补破洞’这个细节中，感受到新媳妇的温柔与对战士的关爱，这说明他们学会了用‘心’阅读。”​

从情感教育角度看，《百合花》能引导学生感受“真挚情感”的美好，培养其“共情能力”。小说中，小通讯员为保护他人牺牲，新媳妇献出珍贵的被子，这些情节能让学生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是多么重要”。在当代社会，许多青少年因过度依赖网络，缺乏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共情能力逐渐弱化。而《百合花》中细腻的情感描写，能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情感与选择，从而更懂得珍惜身边的情感。​

从价值观教育角度看，《百合花》能让学生理解“平凡与伟大”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英雄观。小通讯员是一个平凡的青年，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伟大的选择；新媳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却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革命。这些人物能让学生明白，“伟大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平凡人的坚守与善良，同样能成就伟大”。这对于纠正当代青少年中存在的“功利化英雄观”（认为只有名利双收才是成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材料五：中外文学视角下的《百合花》人性美​

在中外文学中，“人性美”始终是重要的主题之一。无论是中国文学中的“仁义礼智信”，还是西方文学中的“博爱与善良”，都在探索人性中的美好品质。《百合花》中的人性美，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又能与世界文学中的人性主题产生共鸣，展现出跨越文化的价值。​

从中国文化视角看，《百合花》中的人性美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关爱（补衣服、献被子），小通讯员对他人的责任（保护担架队员），都符合“仁者爱人”的理念——不仅爱自己，更爱他人、爱集体。这种“仁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展现出来，如新媳妇缝补衣服时的专注，小通讯员扑向手榴弹时的坚定。同时，小说中的“军民情”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鱼水关系”理念——军队与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支持，这种关系基于“仁爱”与“信任”，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

从世界文学视角看，《百合花》中的人性美与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相契合。人道主义强调“尊重人的价值、关怀人的命运”，《百合花》正是通过对小通讯员、新媳妇等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展现了对“人”的尊重。小通讯员不是“战争机器”，而是一个有情感、有梦想的青年；新媳妇不是“革命符号”，而是一个有自己想法、有自己情感的女性。小说对他们“人性”的尊重，与西方文学中“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一致。例如，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对战争中人性的关怀相比，《百合花》同样展现了“战争残酷与人性美好”的对比，让读者在感受战争痛苦的同时，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正是这种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义的人性美，让《百合花》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许多外国读者表示，虽然不了解中国的解放战争背景，但依然能被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打动。这证明，人性中的美好品质是跨越文化与时代的，《百合花》通过展现这种美好，为中外文学交流搭建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