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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探索、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有学者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结构列为四大支柱，如图所示

中央集权与四大基本制度

——摘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根据材料从四大支柱中任选取两大支柱，并结合所学知识再补充一大支柱。三大支柱之间要有相互联系，展开论述。（要求：明确列出三大支柱，联系符合逻辑，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在1805年英国财政部就设立了常务次官，到1833年政府所有部门都设立了常务次官。“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的“两官分途”体制由此发轫。这一做法，有效地保证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政局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英国许多政治性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录用官吏的程序和做法，主张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

1833年英国政府各部开始实行官职的考试补缺制度。1853年英国议会派遣麦克莱等3人组成委员会调查东印度公司的用人制度。该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摒弃用人制度上的“恩赐”主义，实行考试任用制度。1854年，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对英国文官进行了全面调查，提出了相关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常任文官制度，包括考试、录用文官、重视文官的专业水平等等。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的形式公布了这个报告，并决定成立了3人委员会负责文官的考试、录用事宜。187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第2号枢密院令，对文官的考试、录用、等级结构等重要原则做了进一步的确定和完善。至此，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①门第成为选官的重要标准  
②宗法制度对家族制度发展影响深远

③人才辈出，选举制度优越  
④社会阶层固化，流动性差

①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
②官僚队伍膨胀，容易引起冗费

③开始任用高官主持科举考试
④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为主

材料一 与英国的文官文化水准不高的情况不同，德国（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把有才能的人征募为政府官员的传统，而且把学历当作衡量一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准。在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时期，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考核谋求公职者，应征者必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并要通过2～3次考试。在德国统一后，受普鲁士传统影响，帝国形成了偏重接受那些受过法学教育和训练的人为高级文官的传统。据统计，1895年，113名枢密顾问中有30人是法学博士。当时，帝国司法部中约一半官员，外交部和内政部约1/3官员，财政部、海军部和铁路部约1/4官员是法学博士。

材料二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子女被绝对排斥在高级文官阶层之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子女也很少能争取到高级文官职位。高额的受教育费用剥夺了下层阶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887～1890年，在普鲁士大学生中，工人的儿子不到千分之一。许多有关文官问题的文件都强调，应征者在整个四年试用期间，既不领取任何报酬，也不会被许诺最终获得任命。1899年，一大臣职位出现空缺，霍亨洛熙宰相写道：“当看到只有很少人适合担任这一职位时真令人害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扬《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高级文官状况试析》

材料一

科举制长期讲求道德伦理的结果，则是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引导。但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设厂和洋务企业的兴办，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对人才要求多样化的急剧变化，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对近代所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这就要求科举制能做出相关调整和变革。

——摘编自董应龙《晚清科举制度变革考》

材料二

1883年1月16日，美国共和党总统阿瑟正式签署了彭德尔顿法，其基本要点是：文官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取消文官承担的提供政治捐款和政治服务的义务，拒绝承担此项义务的文官不得被免职或受到歧视性对待，禁止文官参加政治活动或强迫他人或团体采取政治行动；文官在考试、任用、提升、调动、复职、降级、辞退等方面，一律平等；文官只要没有严重过错，便可以任职到退休；文官根据工作成绩得到晋升或惩罚。设立非党派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文官考试事宜。彭德尔顿法确立了文官制度的各项基本原则，标志着美国文官制度的确立。

——摘编自倪越《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三

中国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俞悦《从英美文官制度看中国“公务员”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