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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及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夏朝文明）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中国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汉承秦制。汉代统治者继续开疆拓土，经过不断的开拓和经营，汉朝建立了一个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南抵南海、北至贝加尔湖，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刘邦建汉后，实行无为而治。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在叔孙通、陆贾等人的劝谏下，逐渐重视儒家思想。至汉武帝时，最终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其辖境内民族统称为“秦人”。汉朝建立后，国力不断强盛。在与匈奴、诸羌、西南夷、百越和西域诸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各邻国和邻族逐渐称汉王朝的使者为“汉使”。到东汉时，汉民族已有“汉人”之称。

——摘编自段红云《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雅典的公民政治在政治文化方面主要体现为公共性的价值。公共性是指权力运行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在古雅典，由于城邦是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载体，所以公共性以公民亲身参与城邦政治的形式呈现出来。公民参与城邦事务既是公民们所应具备的美德，也是获得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它使公民得以接受城邦的权威，形成了公民对城邦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即表现为个人从属于城邦，个人利益服从于城邦利益，个人自由应当屈从于城邦整体之下。……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弊病表现在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冷漠，雅典民主中的“积极公民”原则与制度对现代民主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古代的公民政治实践与价值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复兴起来。

——摘编自胡琦《古代雅典民主中的公民政治：源流与内涵》

材料二：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国家制度的民主，但有丰富的民主思想的论述，有些政治制度也体现了民主思想。尧舜禹时代“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强调“选贤与能”，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了民主选拔人才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公元841年的国人暴动缘于周厉王压制舆论，体现了民众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孔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郑子产的“不毁乡校（郑人讨论国事的地方）”则是保障舆论自由的民主作风的体现。民主的核心内容是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各部门之间相互制衡、决策的程序化也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但是，由于高度集权的封建皇帝专制统治及小农经济的分散落后，我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没有国家制度上的民主制度，历史发展长期停留在王朝更迭的循环中。

——摘编自李均宏《中国古代民主思想探索》

材料一：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隋初沿用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变化纷繁，反映出地方分权的特点。开皇三年（583），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用此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清除了过去层次、机构过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