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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 ”归服，而周边 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 ”政策，周边诸 国“ 思汉威德，咸乐内属 ”。唐代，大食、 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 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 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 ”理念 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 共享太平——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 ”的传 统观念 ， 将西方列强以“夷狄 ”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 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 ”，他反对“不问国势之 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 以图快愚人之心 ”；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 斡旋等方式，“以条约为凭 ”、“谨守和约 ”，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 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 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平 ”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 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材料一

工业革命时期，曼彻斯特居民主食在之前土豆、面包基础上，增加了茶、蛋类、鲜肉等，粮食替代品增多，农业劳动力加快了向畜牧业的转变。在发展中，由于环境保护观念不强，造成土地污染，影响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与英国大趋势相同，该地对国外粮食市场的依赖性显著增强，但其粮食供应和分配体系的组织性却比不上伦敦等大城市。同时，20多年的英法战争，法国长期经济封锁，切断了英国从国外进口粮食的主要来源。这些因素使曼彻斯粮食供应问题凸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和骚乱。鉴于此，政府在曼彻斯特修筑了多条运河和铁路，方便了粮食供应；19世纪30年代该地成立的反谷物法同盟导致《谷物法》于1846年废除，迎来了英国自由贸易的时代。曼彻斯特粮食供应问题得以缓解。

——摘编自贾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以曼彻斯特为例》

材料二

1846—1865年英国耕地面积扩大了464119英亩。当时经营农业也像经营工业一样，种子、肥料犹如原料，投到土地上正如投到工厂生产上。农业投入的增加也推进了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在国民总收入，农、林、渔业的收入从7550万镑增至11880万镑。19世纪50年中叶，英国每公顷土地小麦和稞麦的平均产量为25公担，比法国多一倍。英国屠宰的牲畜每头得净肉250公斤，是法国的1.5倍。英国的粮食和肉类当时基本上自给有余，它进口的农产原主要是棉花、生丝、羊毛、亚麻和木材，这些主要用以供应日益发展的工业，以便出口制成品。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农业由繁盛转入长期而深刻的危机之中。当时世界市场上出现了有极大竞争优势的外国产品，如美国产品。英国奉行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农业急剧衰退，粮食生产滑坡，而人口却在增加，因此只好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国外粮食的进口。

——摘编自汪建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农业之盛衰》

材料一

在古希腊人的宗教观念中，神并不是那些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与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即神与人同形同性。希腊人的宗教观在向神人同形同性演变的同时，也体现了希腊城邦国家的发展和对每一个公关心和发现。

——摘编自胡骏《古希腊民主城邦制与民主宪政思想的萌芽》

启蒙思想家主张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学说，高扬了人权的旗帜；新教伦理主张众生平等的“平权主义”，认同个人自由与判断权利；而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又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于是现代民主应运而生。

——摘编自徐青民《西式民主的局限性》

材料二

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特定环境下罕有之个案，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总结之遗产。此次实验虽有其重要意义，如普及了民主观念，实践了民主操作，但最后的结局并不成功。

——摘编自汪朝光《辛亥革命开启共和时代：民主政治实验需实力支撑》

材料

明朝统治者为了利用法律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在其统治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普法措施。普法教育的内容及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具体法律条文的讲解、宣传。明朝正式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每年正月、十月或逢节日时，有关官署与学官召集士大夫之老者到学校讲读律令。《大明律令》等法律法规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二是定期宣讲圣谕。宣讲圣谕一般在乡约所举行，圣谕内容主要是明太祖所发布的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三是讲读《大诰》。《大诰》是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间，采集官民犯罪而经御笔批示处理之具体案例。朱元璋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要求“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大诰》由此成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

——摘编自季林、张玉军《明朝的“普法教育”及其启示》

材料

公元前186年，汉政府初次实行自己铸钱，同时明令禁止民间私铸。公元前175年，政府再次允许私铸，但附加一些限制。文帝和景帝时期，吴王刘濞以铸铜和铸钱的方法来增大他已有的可观的财富。在公元前144年间，政府再次专控铸钱，私铸成为处死的大罪。在整个这一时期，伪钱大量增加，普遍的作法是取钱的边缘制造假钱。公元前120年，政府废止四铢钱改用三铢钱，并刻上实际重量而不用虚假的半两字样，假半两钱不再使用。就在同时，又创制了一些新的高面值货币，一种是钞票，是用白鹿皮作的，用来征集岁入，其它三种是银锡合铸。一年以后，又废止三铢钱改用五铢钱，重量也和面值相符，这是中国的标准铜钱，沿用到唐初。汉代铸钱，起初由中央政府和郡同铸，使钱的周边隆起以防止取铜。不幸的是各郡铸的五铢钱质量不好而且份量轻，伪造五铢钱和银币的事连续发生。由于以上情况，公元前113年，由隶属于水衡都尉的上林三官专管铸币，水衡都尉和少府共同负责皇帝宫廷的财政。这样，铸钱和以此获利成为朝廷的独有特权。铸币制度从公元前113年到前汉末，一直保持稳定。

——摘编自《剑桥中国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