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急需更多的原料、资金和廉价劳动力，急需不断扩大商品的销售市场。 而日本地域狭小，资源贫乏，农作物产量低。 这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尖锐矛盾。 为解决这些矛盾，日本大资产阶级强烈主张以武力开拓海外市场。 另外，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也与其国内统治危机的加深密不可分。 1889年日本农业大歉收，1890年又出现第一次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当时日本驻美大使说：“就必须把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的观点来看，对中国一战也是值得的。”日本这种侵略扩张野心日益膨胀。 而欧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助纣为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朝鲜和中国提供了暗中支援。

—摘编自邱若宏《浅析甲午中日战争的国际背景》

材料二

近代史上日本侵略者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第一次是甲午年(1894 年)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战争，第二次是 1931 年发动侵犯中国的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结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 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三省沦为日寇殖民地；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等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 14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摘编自郑剑顺《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 19 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 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表2

表1

材料 自 1884 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 出版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 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 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在。工业革命……被证明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 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 ”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 式变化 ”。

20 世纪 70 年代，以“缓慢渐进说 ”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 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 1500—1800 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 1500—1800 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 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 大工业时代 ”、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任一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 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 自立色 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 劳。吏因缘蚕食，民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 上用其言， 因赦令行之。

——摘自《资治通鉴》卷 226

材料二 宋承唐朝和五代遗制，实行两税法， 以钱为夏税、米为秋税，二税承担者是一切土地所有者。 国家法律规定百姓有服徭役义务，但可以钱代役。北宋李元弼在总结当县令的经验时说： “差夫役，总计家 业钱均定，遂无偏曲 ”。宋朝政府还将商税与地税、户税区别开来。宋太祖“诏榜商税则例于（商税）务门， 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在四京设“都商税院 ”，在地方各州、府设征收商税的机构“都税务 ”。北宋商税 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 10% 左右。

——摘自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