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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国家治理问题是当代世界最重要、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建设则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的能力或者说政治能力同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简言之，政治体制的能力强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法与政党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内在相通，都要明确权利与权力各自的边界并协调存在于不同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提升有赖于深化改革，在“善治”视野下对决定和影响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基础的诸方面予以检视和改新，对构成国家治理制度能力各要素的体制与功能机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努力打造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公正的、廉洁的、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体系。

——摘编自魏治勋《“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西方知识，围绕“国家治理”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材料一

材料二   （太宗）曰：“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令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旧唐书·太宗纪上》

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旧唐书·李勋传》

材料三   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分布图（669年）

材料一   据考古发现，距今6000至5000年期间，我国各地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形成众多“高于民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位于辽宁建平的牛河梁遗址群，其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如下图）。方圆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遍布祭坛和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群中的高等级墓葬中几乎只随葬玉器种类包括猪龙形器、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鸟、昆虫、玉人等，均具有宗教内涵。墓主人明显属于掌握宗教权力的特殊阶层。

——摘编自李新伟《在追溯中华文脉中读懂“文明中国”》、朱忠鹤《中华文明古国时代从“牛河梁”开启》

红山文化牛河梁迪址的祭坛和积石冢

材料二   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和维护，在情感上表现为个体对所处共同体的认同和热爱，在行为上表现为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家国情怀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西周时期，周天子出于统治和加强权威的需要，在政治上实行宗法一分封制。宗法——分封制将源自家庭的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进行了紧密地结合，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模式。尽管西周之后的统治者不再实行宗法——分封制，但这种政治模式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家国一体”观念使得个体对家庭的认同和维护，自然延伸到对国家的认同和维护上，逐渐产生“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由家及国”的伦理文化，丰富了家国情怀的内涵。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世代中国人的人生信念和精神追求。

——摘编自贾修建《家国情怀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