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下表是某学者总结的改革成败模式。

——摘编自潘玲珑《中国历代改革的成与败因素探源》

根据以上材料，就材料的部分或者整体提取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清入关前，凡军国大政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入关后，这种传统被继承了下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上层贵族组成，也称“国议”（或公议），权力很大，“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雍正七年（1729年），为方便及时处理西北地区与准噶尔部的作战军务，始设军需房，以亲王、大臣充任。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雍正十年三月，颁军机处印信。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诸王参预政务的权力。军机处大臣随时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即所谓的“无专官”。凡被选入军机处的大臣，都是皇帝宠眷的亲信，参与军国大政，但决定权在皇帝。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当辉格派在政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期间，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沃波尔长期（1721～1742年）担任政治上的重要职务。1714年辉格派在大选中获胜后，次年沃波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不久解职，但于1721年重新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当时的内阁大臣中，财政大臣总是处于首要的地位，也就是首席大臣。人们有时直接称他为“首相”，意指他的地位在各大臣中在重要性和权力等方面都处于首要的地位。事实上，沃波尔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首相。他虽然是由国王任命，但他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下院中辉格派的支持。在他的内阁中，大臣们都依附于他，尽管他们名义上也是由国王任命的。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据《辽史》《宋史.夏国传》《金史》制作（1）比较辽、西夏、金制度的相同之处。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从民族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角度，谈谈你的认识。

中国对西方人及西方国家称呼的变化 

——据《从中国对西方人与国家称呼的变化》整理

提炼材料中关于“中国对西方人称呼的变化”或“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称呼的变化”的观点并加以阐述。（要求：围绕材料中的A类或B类材料展开分析，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1842年8月29日

材料二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1895年4月17日

材料三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由诸国分应主办……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

——1901年9月7日

请回答：

材料一  西汉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中央集权加强，国力强盛，客观上具备了解决西北边防上匈奴威胁的能力。汉武帝本人虽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但却不是一个拘谨的儒生，而是具有雄武奋发气质的政治家，这种内外因的综合作用，必然促使汉武帝改变对匈奴的消极防御政策，采取反击匈奴、巩固开发西北边疆的积极政策。

——摘编自冯勇刚《论汉武帝反击匈奴和经略西北边疆的政策》

材料二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由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元史·地理志》

材料三  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作出的历史贡献是独特的，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疆域版图及其有效控制程度均没有达到清朝的规模。因此，可以说历史上中国空前“大一统”版图的奠定是18世纪中国的突出特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一 北宋初的宰相制度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日益减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另一方面，由于职权的转移，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

——摘编自刘志华《论宋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

材料二 元昊在祖、父两代留下来的政权建设的规模上，立官制，定服饰，造文字，制礼乐，办学校，建宫苑，在汉人张元、吴昊、张陟等人的协助下，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蕃学，曰汉学。”1039年，西夏又增设尚书省，以尚书令“总理庶务”，改宋24司为16司，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行政管理体系。除大体仿照汉官制外，西夏还部分保留了原来的“蕃官”体系，如宁令（大王）、谟宁令（诸王）、祖儒（大首领）等官称。这样，西夏的统治机构就被划分为蕃汉有别的两个系统。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