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唐都长安图                                                                   北宋东京图

材料二  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元】脱脱等《宋史·河渠志》卷三

宋朝自成立之初，就鼓励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朝廷官员出使东南亚国家，怂恿他们的商人来中国；……载着中国商人航行在南海上的中国船只，取代了南亚和西南亚的商船。

——【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

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唐高宗在位期间（650-683)所举行的22科共取进士578人，平均每科26人略多。龙朔三年（663)，以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知贡举，思恭泄漏进士策问题目，案发，经三司审问，“赃污狼藉”，原来是贿买考题，于是“命西朝堂斩决”，由于董思恭临刑告变，于是免予死罪，改判为流放南方偏远的梧州。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例科场案，预卖考题要处以死罪，于朝堂斩首处决，量刑可谓极重。因此说“高宗时，进士难其选”。

材料二  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下诏废止了中唐以来知贡举官与及第考生结成座主门生关系的习惯做法。乾德元年（963)，又下诏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编者注：通榜公荐法是唐代科举中制度所允许的推荐考试的办法，即知贡举官将赴贡院之前，中央台阁大臣可以向其推荐自己所了解的具有才艺的举子），违者重置其罪。”

——摘编自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

材料一  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惟一来源。

——摘编自葛剑雄《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材料二  西晋张华编纂的神话志怪小说集《博物志》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对丝绸之路记载最丰富的典籍。《博物志》中共记载了9种来自丝绸之路的植物，其中8种为张骞带回。而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明确提到的植物只有葡萄和苜蓿，是否由张骞引入也不太明晰。此外，《博物志》还记载了许多丝绸之路之事，后人审视丝绸之路提供了民间视角。

——摘编自张黎明《史料与传说：<博物志>中的“丝绸之路”》

图一

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训政”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表述通畅）。

材料 
       现代外交制度是主权国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外交政策的成长、国内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国内舆论对外交事务的日益重视，外交决策模式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其制度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1949—1976年，很多外交决策往往通过外交部或者其他外事部门上报文件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的方式决策。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几乎天天要审阅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甚至连为法国学生开办暑期汉语培训班、援助肯尼亚体育综合设施之类的事务都要经过邓小平的批示。

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一些事务性政策、例行性政策、常态性政策的决策权力被下放，明确规定只有那些牵涉重要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议题必须交给中央决策讨论，其他一些次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或者由外交外事部门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重要的外事决策往往由外交部、外经贸部、文化部等部委甚至司局级单位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后形成部委的意见和政策。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材料一 从17世纪开始，荷兰人来到亚洲并开辟了欧亚贸易和远东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及灵活的贸易方式，在早期远东贸易中成功地立足于亚洲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加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通道。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进一步扩充公司在亚洲的贸易网络。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后，将其作为贯通中国和日本的跳板，以扩大它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和掠夺范围，从而开辟经中国台湾至马六甲到达印度地区的贸易航线。

——摘编自李倩《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研究》

材料二 17世纪，荷兰人在东南亚和东亚开展殖民扩张时期，在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争夺海上贸易权的同时，与穆斯林商人、日本海商、中国海商和东南亚本地王公等围绕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展开了激烈争夺。荷兰人力图排挤中国和日本海商，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在远东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殖民统治体系和海上贸易网络。

——摘编自许序雅《17世纪荷兰人与远东国家和海商争夺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

材料三 17世纪初是荷兰进入东南亚开展海上贸易的最初阶段。1602年前，在隆塔尔岛、马班达群岛等地，荷兰人都建起了商馆。早在1598年就有不下5支远征队的22艘船只向东印度进发，到1601年共有14批65艘荷兰船到东南亚进行贸易。此时，荷兰人也开始从事中国货物的转口贸易，即在东南亚购买中国货物，然后转销到国内，荷兰人经营下的东南亚与阿姆斯特丹的远程转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摘编自赵文红《17世纪初期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