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17至18世纪，中西间贸易往来频繁。当时欧洲的紧身胸衣、裙撑和束腰等设计元素被引入中国，成为上层社会女性的时尚追求。欧洲人对来自中国的奇异的丝绸、织锦等纺织品和绣花等工艺近乎狂热的好奇和热衷。法国的朱里欧·莱蒙多·马萨里诺主教拥有十件在法国巴黎定制的中式彩色唕叽面料的服装。真丝面料制成的“华托裙”，也常常出现在法国画家让·安托万·华托笔下，这种裙子装饰有中国特有的纹样图案，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调，是当时很多欧洲贵族妇女喜爱穿着的服饰。法国还设立了一些中国舞场、中国娱乐剧院等。以穿着中国式服装为主要特征的化妆舞会首先在巴黎和维也纳出现，之后迅速在欧洲宫廷普及。到18世纪中期，中国服饰装扮的化妆舞会在欧洲变得非常普遍，一度晋升为欧洲大众的时尚活动。

——摘编自陈霞、李遵《西方镜像中的“中国风”纺织与服装艺术考》等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清廷放开了民间设厂的限制，进一步为近代纺织工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中国传统服饰的质料比较单一，主要有土布、丝绸、皮毛等。进入20世纪之后，新军的服饰被大量的绿营城防官兵模仿，通商口岸的少年纷纷模仿出洋归国的留学生穿着洋装，新政以来军、警、学界易服的举动，导致了服制材料发生了剧变。西式服饰主要用洋布、呢革，国内既不能生产也不会缝制，只得依赖进口。这就导致了西式服饰价格昂贵，而且随着易服的进行，导致国内洋货一时泛滥，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纺织业。殆至民国成立之后，这种混乱的局面依旧没有根本的改变。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担忧地指出： “自政府改装以来，风气所趋，官民竞用外货，以致绸缎废弃，工商歇业。资本日益消耗，劳动者多有流亡，为他人开绝大之道场。”

——摘编自李超《清末民初服饰变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启示》

材料 
过去的历史学家，通常以政权为中心谈论和研究历史，并且以一个政权疆域的大小，或者持续时间的长短，作为评价一个政权好与坏的标准。比如中国古代的史官对秦朝和隋朝的评价比较低。这两个朝代疆域并不算小，但它们都是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还留下了暴政的名声。相对于秦朝和隋朝，人们对汉和唐的评价则很高。因为很显然，这两个朝代的统治时间都很长。而且在他们统治期间，中原地区相对稳定。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通常会把秦汉，隋唐放到一起来看待。因为汉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继承了秦的制度。而唐取代隋，不过是统治者从关陇集团中的杨家变成李家。

——摘编自吴军《世界文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今历史学家们看待历史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原因。

材料：在唐代，进士考试的难度非常大，能够考中进士的人都是具备卓越的才华和实力的人才。

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前期和后期进士分布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变化的原因。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结合中外历史，评析钱穆的观点。（要求：自拟论题，史论结合，叙述成文，条理清晰）

材料一：

两汉时期，无论是官办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还是个人招收门徒的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方面不断发展，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东汉时，私学达四十余家之多，其中弟子千人以上者十三家，万人以上者二家。《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摘编自郭炳活《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前期的书院多为私学，至南宋前期，杨时、胡安国等理学大儒倚重书院讲学，传播学派思想。南宋中期是理学书院兴盛时期，书院兴建的数量多，影响范围广泛，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完善。南宋后期，理学书院教育模式被官方采纳，书院多被纳入官办地方教育组成部分，书院教师也多由朝廷选派正式官员担任。此外，宋代书院还创立了书院会讲制度，这是宋代书院的重要创新，大大活跃了书院的学术空气。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农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特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汇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中国农作物品种引进情况

——据《丝绸之路上中国作物品种的引进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