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摘自赵明《儒法之争与帝国政治意识的诞生》

材料二 秦由于忽视了文化对统一的功用，用相对落后的秦文化来兼并和统一先进的六国文化，终为其所累，导致自身灭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不同区域已形成不同的文化圈。质朴、单纯、务实、外向、功利是秦文化的主要特征。相较六国文化而言，秦文化是落后的。

——摘编自胡鸣焕《秦亡新论》

材料三 秦朝建立后面临如何对待各地区不同文化的问题，秦以吏、法、郡县治东方，结果激起东方社会反抗，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由此，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承秦”，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允许或默许东方王国不用汉法，从俗而制。在东方政策问题上，秦始皇想快速实现文化统一，刘邦则容忍不同区域文化存在，结果都不成功。这个时候，第三种方案登台了，这就是儒家学者提出的“德教”。因此，有学者认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

——摘编自《(春秋) 与“汉道”》

材料 货币中的汉朝

——据黄媚《西汉早期半两钱生产与管理的初步考察》等

西汉前期货币的演变

根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对西汉前期货币的生产与管理的特点进行合理解释。

材料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综观中华大地，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

——摘编自叶文宪《中华古代国家创生演进的独特路径》

（单位：艘）

两诏铜权 铜诏铁权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化为广大乡村居民揭示了一个新世界——与农村庄园生活迥然有别，这个世界依靠工商业与外界沟通交换来维持生存，所以它具有相当开放性，同时它又是自由的，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无需向领主服劳役。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享有一定特权，一些城市获得了司法豁免权，其市民“只能在当地城市法庭被提起诉讼”；有的城市获得了“选举市长”的权利。中世纪的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追求自由和特权”的政治诉求，因为离开庄园意味着摆脱奴役，向城市迁移就是选择自由。

——摘编自侯建新《欧洲文明探索》

材料二

铁路机车的发明使得住宅到工作地点的最大可能距离得到了提升：首先，蒸汽牵引的动力机车沿着一条专门建立的铁轨行进。然后机车在铺设于城市街道的轨道上行进。原始的马拉机车最终被电力驱动的机车取代，并且这些有轨电车也被由汽油驱动、脱离轨道的公共汽车取代。……由于近一个半世纪，交通运载工具在尺寸、速度以及价格方面的巨大改善，使得工业城市的选址可以位于世界的任何地方，并且使得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料、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成为可能。

——摘编自阿诺德·汤因比《变动的城市》

材料三

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呼吁要复兴社区、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社会中的新问题，西方的社区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得以推广。如美国在一些城市成立了社会发展部，并成立社区组织委员会，大力推行城市社区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治疗和预防犯罪等。依托基层社会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也是所有国家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

——摘编自李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创新》

从图中任选两个时间点，指出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历史时期，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对该时期中国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进行阐释。（要求：明确列出两个时间点，正确写出历史时期，阐释的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921年，毛泽东等人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思想，在创办学校时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资等。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劳动教育政策的重点是为促进工农业生产而服务，要求使受教育者成为劳动者，彰显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共同纲领》中，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批判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鼓励学生从事生产劳动。1956年底，国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劳动成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尽的社会职责。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培养劳动者”的教育目标。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劳动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相结合。

——摘编自刘红梅翟小宁李森《党史百年历程中的劳动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