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图1   隋唐大运河       图2   元代的运河和海运航线

材料       “大一统”所包含的具体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丰富和发展。在秦汉时期，其地理概念是指国土统一；政治概念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时间概念是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到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人那里，又将“正统”说纳入“大一统”理论体系之中，强调“大一统”要以“正统”或“有德”者为中心，以弥补早期“大一统”说之不足。

——摘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他们大多积极学习中原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与原有的中原政权分享或争夺正统；而从元朝到清朝，中华大一统格局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向“大中国”时代迈进。

——摘编自李勇刚《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

清朝创新“大一统”思想，强调“中外一家”，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在此思想指导下，清朝废长城，拆藩篱，改土归流，内外一体治理……逐渐使边疆与中原融为一体，开启了一体化的新进程。

——摘编自陈季君《论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清朝为中心》

请以“大一统”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论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在“一五”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由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余种。而“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修改”。1953年10月，财政部下发《关于编制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财务收支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燃料、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等各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在具体实践中，1951年至1954年，国营企业的定额劳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1955年至1957年则实行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划定额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制度。国营企业从原料供应、要素价格、生产过程、财务制度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

——摘编自郑有贵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9）》

材料二

中国“十二五规划”时期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及其属性（部分）

——摘编自郑有贵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9）》

材料一

1937年9月2日，在陕西富平庄里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零师……街上都挂了青天白日的旗帜祝贺。其中贺总指挥（贺龙）训话：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过去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为了抗日，我们戴国民革命军帽子没有关系，只要是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

——摘编自《王恩茂日记·上》

材料二

1931年，我在西丰县四区阜丰村小学读二年级。“九一八事变”好几天后，见到报纸才知道发生了事变。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学日语，地理只讲东北三省的，历史只靺鞨、高句丽还有辽、金、清东北少数民族系统的，使东北人从小就忘记中国的地域和五千年中华历史。

1939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奉天第五国民高等学校。那时，每天都有日语课，我们这样的学生大都可以用日语说日常用语，可以听日本人讲课——除了“共存共荣”就是什么“王道乐土”，是日本人把“满洲人”（他们不说东北人）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什么“天照大神”“天皇陛下皇恩浩荡”等愚民话语。反正是教我们崇拜日本人，连到奉天上街经过日本神社和忠灵塔都必须停下来脱帽敬礼。

——冯志良口述

（注：冯志良，男，汉族，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辽宁西丰县。参加过反满抗日组织“仙洲同盟”和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情报工作组的活动）

材料一

东周至秦朝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对后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在此之前，中国是血缘社会，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在此之前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是专制独裁、帝王集权的时代。这一重大转变，被史学家称为“周秦之变”。

——摘编自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二

针对有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一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的情况，然而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下的景象，与“制度史观”看到的景象未必相同。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其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四百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而且，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看上去与西欧近代有点儿相似，但总体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序言”

——摘编自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