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唐朝的对外开放，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中外使节往返、商旅流动、僧侣请益、留学生互派……唐政府不仅采取了诸如任其往来贸易、开放官学等种种优惠措施，将大批商人、学者等吸引进来，还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使他们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外商的介入使唐代的从商人数、从商规模、市场规模均在悄然增长，从而培育起较为发达的市场系统。为了便于商品外销，手工业者专门制作具有外域文化特征的产品。唐太宗处理当时国际关系的宗旨是“德泽布”，即“天下和为一家”“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周尚兵《唐代对外开放的特征及历史意义》

材料 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了出来，战争空前残酷，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失，战后结局的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也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普遍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了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巴黎和会分赃的严酷事实，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强烈的打击和失望中觉醒，为寻找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进行理智的思考，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金鸣娟《试析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影响》

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一战”前后思想观念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土信息，从近代战争与文化重构的角度自拟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移民数量是17、18世纪移民数量的总和。1811年英国总人口是1197万，1931年是4479万。据统计从1815到1930年，有1140多万人从英国移出。过些移民主要迁往美国、加拿大、淡大利亚等地方，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殖民署为移民提供资金、信息，组织他们向外迁移。19世纪后半叶官方的资助仍在进行，但非官方机构表现得更为积极，包括各地工会组织、您善机构等等。工会资助的移民大部分去了美国，他们大多有~技之长。英国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民族构成，对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镡娴娴(19世纪英国人口对外迁移问题探析》

材料二：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地走超宽，呈现头规模的迁接物，从这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售之时，不淇乱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责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闵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炼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闵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骈手貾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材料一：中世纪，意大利是国际贸易中心，一些经营货币和货款业务的机构不断兴起。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近代银行，随后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机构。早期银行经营的贷款业务都具有高利贷性质，而且货款对象主要是政府，大多数工商企业难以得到支持，客观上要求建立新的银行为其扩大再生产服务。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作为最早的私人创办的股份制银行，它利用政府赋予的特权，以大大低于高利贷的贷款利率向工商企业提供信用货故，从而占据了信用领城的垄断地位。此后，各国群起效仿，纷纷建立规模巨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摘编自王玉平《货币银行学》

材料二：为了摆脱国外银行的支配，清政府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它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信用事业的创始。此后，各种官商合办银行和私营银行陆续发展起来。1935年，中国通商银行因滥发银行春发生挤兑风潮，后来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上海解放后，其“官服”被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12月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后并入中国人民银行。

——摘编自任森春《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材料一：公元前310年，奉惠文王嬴驷灭蜀后，便以局为是地，开始经营“巴蜀微外”的西南夷。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他，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发西南夷，并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公元前221年后，嬴政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延伸，直至郎州（今云南省面请市）附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此外，嬴政还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了郡县，并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如《史记》中载：“邛、苲、冉跳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

——摘编自龚德全《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

材料二：自窝阔台至忽必烈，蒙古人先后灭亡了大理和南宋，建立元帝国，并在西南地区积极开疆拓土，开辟交通路线，如在云南地区新辟通达内地的要道。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西南边疆与内地并无报大区别，它既是赋税来源，也是对外扩张、交流的基地和门户。为管理西南，元政府迁移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在当地屯田，扩大矿藏的开采，至于蛮夷腹心之地，则“制兵屯旅以控扼之”。此外，元政府在委派行省大员的基础上，兼用土首或宗教首领充任土官，统摄军民。土官虽世袭，但遇纠纷，仍要接受行省官员裁决。在教育上，元政府广开学校，并立文庙、塑孔子像，时人称为：“虽穷边蛮僚之乡，成建库序矣”。在这一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仍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摩擦，而过重的赋税、兵役及边疆官吏的民族歧视、贪赃枉法等，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

——摘编自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