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英国革命属于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其时资产阶级还比较弱小和幼稚。英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把封建贵族阶级一脚踢开，只能在君主立政下同它达成妥协。当时资产阶级与一部分封建贵族妥协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同时，他们在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权结构中，也逐步克服封建的偏见，自身不断资产阶级化，最终与资产阶级合流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原则经过洛克、孟德斯鸠及其他思想家的大力揄扬，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普遍接受的建国“纲领”。后来的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些原则建设自己的政权的。

——摘编自赵士国丁笃本《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异议》

材料二：北美人认为英国本土与海外领地各有议会，平等平行，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光荣革命”后英国君权与民权已从垂直“竖立”放倒，成议会主权制约君主专权之“平面”；从英国与海外领地的关系看，伦敦为“君”，海外为“民”，还是一个帝国“垂直”体。此前北美有过邦联，却是“用沙子结成的绳索”，后来美国定名United States，是地方各邦“平面”排列。托克维尔强调美国民主的根不在华盛顿、纽约，而在各“邦”小城小镇，有“小民主”自治，才有“大民主”联邦，须须根根扎根于“小”，地面之上才有树大迎风。我们称的“中央政府”，在美国只能称“联邦政府”，不可提“中央政府”。欧洲学习美国，各国主权分两层，可下沉者沉至地方议会，可上浮者浮至欧洲议会，明显有美国政体的遗踪。

——摘编自郑非《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

材料：墨海书馆是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等在上海创建的书馆，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1863年停业。以下为其主要出版书目。

《中国内地一瞥——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期间所见》，麦都思著，1845年。

《大美联邦志略》，二卷，（美国）裨治文撰，1851年。

《使徒保罗达罗马人书》，麦都思、王韬翻译，1857年。

《植物学》，八卷，（英国）韦廉臣著，（英国）艾约瑟译，1858年。

《代微积拾级》，十八卷，（美国）罗密士撰李善兰译，1859年。

《新约全书》，麦都思、王韬翻译，1861年。

《代数学》，（英国）德•摩根著，李善兰、伟烈亚力译。

依据上述材料，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15世纪末至19世纪，全球人口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殖民主义使得欧洲人作为水手、军人、农民、商人、僧侣以及行政人员迁居海外。至1760年，欧洲移居美国的人口仅为160万，之后，移民速度有所加快，整个18世纪，就有约150万英国人移居“新大陆”。欧洲人口大量外迁的同时，大量的非洲黑人被贩卖至美洲。据估计，到达美洲的黑人数量16世纪为90万，17世纪为275万，18世纪为700万。这期间，同时也发生了欧亚人口向南往太平洲岛屿的迁移。

——摘编自方英义《国际人口迁移后果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中国近代以前的农村人口迁移类型单调，迁移农民的出路和活动范围也极其有限。在外人叩关的隆隆炮声中，大量华工走向世界。清政府放弃了以往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关内外大规模的区域性人口流动以空前的速度进行。伴随着中国经济领域的变化，城市移民也随之增加。从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发展顺序看，20世纪之前，人口迁移的数量较少。在此之后，人口迁移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突破。以上海为例，1870年有工人4908人，20世纪初达到14000人。据北京农商部调查，1914～1918年平均每年有400万农户约2000万农村人口离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另据调查，1931年无锡洛社镇离村率为21%，河北盐山为13.5%，山东费县高达60%。同时，在县内、省内、省际三个迁移方向中，省际迁移的比重最大。

——摘编自宫玉松《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

材料一：19世纪初巴黎的基础设施残破不堪，每天都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水体污染导致的霍乱夺去了数万条生命。1853年，刚刚恢复帝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开启了一项庞大的巴黎市政改造工程。道路建设是核心使命，第一条铺设的林荫大道跨越了塞纳河并连接起几座广场与火车站，目的是疏导往返于火车站的交通流。林荫大道两旁的新式公寓住宅享有更通畅的空气。整个60年代，巴黎开发了长达26千米的林荫大道，其中最宏伟的就是为皇帝塑造的凯旋门景观——12条辐射状的街道交汇于此。巴黎还建设了饮用水系统、污水处理厂和逾60千米的宽敞明亮的新下水道。采用钢铁框架设计的新歌剧院代表了第二帝国文化上的巅峰，餐厅和咖啡馆在巴黎随处可见，大型百货公司提供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购物机会。这项改造计划不但使巴黎的面貌焕然一新，还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城市规划树立了典范。

——摘编自（英）鲁伯特•克里斯琴《光之城：巴黎重建与现代大都会的诞生》

材料二：北京这座古城经过多年战乱已经满目疮痍。1953年6月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经多次讨论，在综合多种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并上报中央。《草案》规定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建设总方针，同时指出：“在城市性质上，北京应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中心。”为进一步加强首都规划，1958年又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其中包括扩大城市绿化用地面积；解决北京水源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建电站，发展集中供热；对城市交通加以系统改造等。

——摘编自鹿璐《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的总体规划》

材料一：汉初，匈奴越过阴山、夺取河套等地，迫使汉界退至陕北、陇东一线。统治者不得不以防御姿态应对西北边疆问题。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地方王侯势力被严重削弱。面对匈奴的强大和不断侵扰，崇尚积极有为的汉武帝实施了有力的回击，重新获取了对北方和西北方的统治权，通过修筑边塞，派兵戍守，对当地进行了有效的经营……

——摘编自郑承燕《汉武帝对北方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

材料二：在元朝的行省中，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管理的事务，包括边疆民族。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朝令夕至，声闻毕达”。“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之于内地”。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吐蕃事务的是帝师和宣政院。帝师是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官员，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吐蕃事务，而是通过宣政院或向皇帝推荐吐蕃地方官的形式来管理。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