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从世官制到察举制，再到科举制，中国古代主要选官制度的演进并非偶然。在演进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使演进成为必然现象的内在逻辑，即由古代中国的国家统治和治理所决定，对君主负责、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并与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规律相契合的官僚阶层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官僚阶层的形成和更新必须以选官制度为基础，由此提出对选官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必然要求。随着国家统治和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变化，统治者对官僚阶层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选官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并不断演进。

——摘编自马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

结合材料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知识，围绕“选官制度”自行拟定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美国1787年宪法：美国的国家职权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总统和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总统颁布的命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材料三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即使它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

材料四  学者们一般以“三大妥协”来概括费城制宪会议，这就是大州与小州就国会代表权达成的妥协，北部与南部就税收和代表权上如何计算奴隶人数达成的妥协，以及北部与南部就管理对外贸易和征税达成的妥协。其实，制宪会议上意义重大的妥协还有不少，至少应包括两院制和总统选举法等问题上的妥协。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战国中期，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所以商鞅把奖励开荒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商鞅变法中规定：“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其中“本业”是指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末利”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复其身”就是免除勤恳劳作者的徭役；“收孥”就是政府将“事末利及怠而贫者”连同其妻子、儿女，均没入官府降为奴隶。同时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提高市上酒肉的税额，使税额比成本高十倍；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除此以外，商鞅还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河洛(今洛阳一带)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北朝]魏收《魏书》

①“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②“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者，赐爵一级，其欲为官者五十石。”

③“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

④“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

材料

2020年上海市民对“全球化”问题的问卷调查统计                                                                                                                                                                              

——据《上海壹周·“逆全球化”下的大国担当》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646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全面模仿隋唐的政治体制，儒家思想对这次改革影响显著。

701年，文武天皇颁布《大宝律令》，将《周易》《尚书》《论语》等作为大学或国学的必修课程。日本天皇年号也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渗透到日本政治、道德意识、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摘编自谢放《中外文化发展历程》

材料二

17~18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热”浪潮。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典章文物风靡欧洲。欧洲思想家们将孔子和儒家具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无神论以及伦理道德吸收过来，成为他们批判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他们非常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因为官吏主要来自于通过考试选拔的优秀读书人，这些官吏没有世袭的特权。

——摘编自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材料三

1941年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提出“新儒家”概念，他认为新儒学就是“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在西洋文化大规模输入后，要求自主的文化”。

——摘编自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