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家们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天主教会的宗教神学。他们歌颂世俗，蔑视天堂，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深信人的智慧和力量能战胜愚昧和黑暗。在新陈代谢的时代潮流中，起了显著的思想解放作用。他们的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其课题大部分带有宗教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宗教信徒。

——摘编自王正平《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

材料二

文艺复兴运动并不只局限于意大利，16世纪时，它还将种种新事物传播到了北欧。这一传播固然得益于北方诸君主所雇用的意大利外交官和将领，大批的印刷品也激起了公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极大热情，促成了宗教改革以及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是对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的新的强调，比起中世纪时期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1755年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由于同狄德罗在宗教等观点上的不同，1758年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决裂。1761年发表《新爱洛绮丝》，这部小说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给卢梭带来了巨大声誉。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相继出版，更激起了新旧教会的极大愤怒和政府当局的谴责，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的公民身份，晚年在法国去世。

——摘编自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

材料一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意思是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史记·天官书》中说“其后秦灭六国，并中国”。……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所以《史记》上出现的“中国”字样，并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所指的中国。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

——摘编自《中国：天下观念中的国名定位》、李扬帆《走出晚清》

材料二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曾多次上书宋孝宗，反对“偏安定命”，倡言恢复、复兴国家统一大业。他反对道学，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认为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这般人实际上都是“风痹不知痛瘁之人’’。他指出，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身养性等内省功夫当作真学问，应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他力倡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提出“王霸并用’’的主张。认为刑法、智力虽属霸道，却恰可弥补王道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的缺陷，用现实主义的各种谋略包括霸道来解决危艰时局，完成中兴大业。 

——摘编自董海鹏《陈亮事功思想探析》

材料三

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

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非洲黑人既不能进步，也不能教育，永远都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之中。

——摘编自黑格尔《历史哲学》

你是否赞成上述观点，结合所学世界古代史知识说明理由。（要求：观点正确、合理，史论结合。）

材料一

正是在启蒙思潮与美国革命的冲击下，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法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它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其他人权。这样的要求注定了法国革命会超出一国的范畴，发展成一场整个欧洲的革命：因为当时的欧洲还处于专制王权国家的统治之下，而法国大革命却推翻了这一政治原则，其必然会引起整个欧洲的反弹。

材料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各国之间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质是原有民族国家开始将更多的“政治权力”相互让渡，依旧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文化权力’’。这显示出欧洲民族国家的功能在逐步弱化，逐渐向一个新共同体中的经济文化单位转化。欧洲各国将维护本区域内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将防务、安全、社会发展等一般性的国家职能转交给了欧洲的相应机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材料

清代以来，内地汉民族大规模移民实边，导致云南人口增长迅猛，对棉花、棉布、棉纱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民间资本借此大量涌入云南，进而催生众多商帮从事棉花、珠宝、玉石、生丝、茶叶的贩运。至晚清时期，活跃于云南大理市场的商帮、商人、商贩把外国来的洋货贩卖至内地，而且还收集、出售土货。各路商帮还把英、法等国需要的黄金、白银、黄丝、大锡、鸽、石磺等工业原料及山货药材、土特产品等主要运往缅甸、印度等地，尤其是腾冲商帮，其以贩运洋货、提供原料为主要业务，年出口黄丝迭30万斤。但英国于1886年把缅甸变为其殖民地以后，原来互通有无的商道，成为英国向西南地区倾销商品的通道。原来滇盐入缅，现在是缅盐反倾销于云南，输入云南的棉织品大量增加，输缅的中国土特产品呈现下降趋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主要对外商道被封锁，这反而给云南贸易带来了机遇，滇西成为进口棉花、棉纱转运的枢纽，进口棉纱、棉花量竞大幅度增加，出口生丝量竟亦有增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川滇桂各省商家鉴于海上运输棉纱的困难局面，乃转向缅甸，经云南陆路转运。云南腾越海关货检棉纱由1938年的18 924担猛增至41 022担，棉花由12 472担增至15 750担。进口货检总值由上年的国币200万元增至380万元。

——摘编自吴臣辉、周伦《试析清代至民国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商贸经济特点》

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