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人文主义者对财富的肯定始于被公认为第三代人文主义者的领袖布鲁尼(1374-1444年)。他认为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属性，它不过是完成某种行为的工具；财富是一种外在的幸福，外在的力量。

同时，人文主义者、外交家安东尼奥·洛斯基(约1365年-1444年)也提出了自己的财富观。洛斯基认为贪婪财富是一切事业的发动力，并声称： “如果你观察一下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或者所谓的自由艺术，原来，其中任何一项莫不为了得到钱，为了金钱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洛斯基认为财富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对它不应该轻视。他认为“凡是贪婪者很多的地方，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骨骼和基础”。洛斯基实际上否认了贪财往往是贪婪者道德败坏的客观原因，把贪婪看成是天然的美德，这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伦理观的最突出的部分。

——摘编自张椿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财富观念的变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西方财富观念”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论述。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材料一 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使国际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国家主权原则、领土完整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战争中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等等， 它们成为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签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许多国际法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法的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原则，例如，保护关系、势力范围、合法干涉、领事裁判权制度、租界、租借地等等，这些规定使资本主义初期确立的一些进步原则和规则名存实亡。

——摘编自陈文学《国际法对战争及使用武力的规范》等

材料二 传统国际法认为，承认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针对某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新中国认为，承认不仅是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行为，承认应该是相互承认，不仅仅是单方承认。因此，在承认问题上，新中国始终坚持三个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以此作为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新中国关于承认的理论和实践，完善了国际法中的承认制度。

——摘编自王军敏《新中国外交对国际法的积极贡献》

材料一 清咸丰同治时期(1851 一 1874)主要财政收入趋势表数额(单位：百万两)

注：清咸丰年间，“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间因兵荒而蠲免(注：免除)缓征”。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在国内交通要道设立关卡，依商品数量或价值加征约百分之一的税，称为“厘金” 。

材料二 甲 午战后， 清廷开支急剧上涨， 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 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 设财政部、 会计检察院等， 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 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 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 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 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 一时间民心涣散， 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一 汉武帝统治前期推行“有为而治”的指导思想， 执行盐铁官营、 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对外穷兵黩武，导致统治后期民怨沸腾，被迫下轮台罪己诏。公元前87年， 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公元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 铁、 酒等专营政策， 盐铁会议召开。在会议上， 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会议结束，朝廷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 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摘编自陈启喆《盐铁会议和西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早期， 就出现了对某些特定的产品采取专门售卖的方式来获取一定财政收入的政策。在汉武帝时期，酒类也纳入了专卖对象的范畴。唐中后期，禁榷制度又发生了改变， 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通过禁榷制度解决了军费短缺的问题。到了宋代， 专卖的品种数量增加。宋政府对川地的榷茶制度就直接导致淳化四年王小波起义的爆发。王小波、李顺都等都因贩茶失职。在政府不留余地频繁的更改政策的情况下，造成大量的商贩经济破产，在河北、京东地区同样也有很多人不畏被抓风险沦为盗寇。这些现象的发生给政府创造了许多问题。所以，很多士大夫的观点是：政府应该降低禁榷的程度，缓解禁榷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与百姓争夺利益。

——摘编自郭越《宋代禁榷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