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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材料 自 1884 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 出版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 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 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在。工业革命……被证明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 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 ”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 式变化 ”。

20 世纪 70 年代，以“缓慢渐进说 ”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 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 1500—1800 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 1500—1800 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 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 大工业时代 ”、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任一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 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 自立色 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 劳。吏因缘蚕食，民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 上用其言， 因赦令行之。

——摘自《资治通鉴》卷 226

材料二 宋承唐朝和五代遗制，实行两税法， 以钱为夏税、米为秋税，二税承担者是一切土地所有者。 国家法律规定百姓有服徭役义务，但可以钱代役。北宋李元弼在总结当县令的经验时说： “差夫役，总计家 业钱均定，遂无偏曲 ”。宋朝政府还将商税与地税、户税区别开来。宋太祖“诏榜商税则例于（商税）务门， 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在四京设“都商税院 ”，在地方各州、府设征收商税的机构“都税务 ”。北宋商税 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 10% 左右。

——摘自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 ”归服，而周边 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 ”政策，周边诸 国“ 思汉威德，咸乐内属 ”。唐代，大食、 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 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 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 ”理念 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 共享太平——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 ”的传 统观念 ， 将西方列强以“夷狄 ”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 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 ”，他反对“不问国势之 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 以图快愚人之心 ”；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 斡旋等方式，“以条约为凭 ”、“谨守和约 ”，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 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 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平 ”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 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