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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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们为应付这种问题作出了各种选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这些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立，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提取材料中有关近代中国“现代化变革”的相关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期的具体史实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由于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和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调查方法的传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尤其是在1925年至1935年间，农村调查风潮应运而生。不仅有民间自动发起，还有外国学者，以至学术研究机构、政府机关，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美国学者卜凯教授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方面来看待中国农村问题，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对苏、黑等地多个村落和农村市场进行挨户调查，撰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文章。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民间团体从平民教育、村政、村民自卫、合作社着手，发展到提供新技术，推广良种，以图科学救国之道。这些调查成果，使各界对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并提供了许多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摘编自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抽调大量干部下乡，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围绕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村调查情况》《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查报告或专著，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客观依据。

——摘编自位杰、田克勤《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材料三

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实践，沉淀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从革命时期开始，党的农村调查研究就充分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并辅之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细致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党始终重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领导农村调查，以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调查机构和制度规范并依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与调整，为农村调查提供组织保障。党的农村调查实践对于科学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叶兴庆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百年实践与经验启示》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商贸往来通道涉及疆土内外，这些通道，有用商品特征命名的丝路、茶路、皮货路、药材路等；有用线路地理特征命名的草原路、沙漠路、海洋路等；还有以交道工具命名的骆驼之路、马队之路、船队之路等。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各国开展以进贡和回赐为特征的以物易物的朝贡贸易，唐宋明各朝各代的茶马互市延续古今的盐业专卖政策，大运河漕运等长途贩运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

——摘编自王如芹《中国商路》

材料二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参与国分享其发展经验和资源，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途径，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部相关方带来共赢的结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随着逆全球化之风席卷西方世界，“一带一路”建设凭其巨大的规模与资源，有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摘编自[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当年就裁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三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士(水兵)及军假吏(临时职务的军吏)，令还复民伍(复员为编户齐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还曾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汉景帝时)旧制。”光武帝之子汉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材料二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隋文帝、隋唐帝统治时期)”“民少吏多”“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从而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唐太宗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崇政《精兵简政与官冗吏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