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下面是西方三次科技（工业）革命与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简表。

从题中提取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材料一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发现，交往范围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规模愈来愈大的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卷入世界市场的大多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们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原料，同时供给工业必需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批新工业国家的兴起，英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世界贸易形成了多中心的新格局。1913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英国15％，美国11％，德国13％，法国8％，俄国4％。1870—1913年，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两倍多，这说明工业发达国家和初级产品生产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都加强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廷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唐代外商们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律》中甚至还制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唐律）论。”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材料二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摘编自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应对挑战。冷战结束以后，在实践中，中国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创造性地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新时代中国发展大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改编自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表1

材料  民族融合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因杂居相处、互相通婚等原因，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差异性缩小，共同性增多，最终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个民族。民族融合是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进步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血缘和基因的融合体，汉族有少数民族的血缘和基因，少数民族也有汉族的血缘和基因，各少数民族间血缘和基因也相互渗透。

——摘编自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19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材料  清政府在政治统治、军事镇守、经济发展之外，通过儒学教化软实力的建构，在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一致的统一体：广设府州县地方官学和官办书院；提供科场优惠政策；建立乡贤名宦祠，供奉清朝政府提倡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言人。清朝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宏伟过程中，能够因地制宜的为边疆和地方预留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不仅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推行与渗透，还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和地方新秩序的稳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主流文化和王朝国家的认同。

——摘编自郎玉屏《清代西南边疆儒学教化研究》

材料一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帛同缴。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二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三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