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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工业革命标志着有文字记录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人类生活转型。不妨将当年英国描述为：世界上唯一的工厂、唯一的大规模进出口国、唯一的货运国、唯一的帝国主义者、几乎唯一的外国投资方，而且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唯一拥有真正世界政策的国家。从某一角度来说，工业化的“英国”时代仅仅是一个阶段，是当代历史的初始或早期阶段。对英国而言，工业化时代的含义显然远大于此。

——摘编自[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达完整。）

材料一：

19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地区差异。

材料二：

从1978年年底到1997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城市化速度的2.5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992年以后，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批陆上边境口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开始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城市的数量和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开无误增长趋势。到1997年末，有731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和分行）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9个城市。其中700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63%集中在北京（243家）和上海（215家）两个城市。其次是广州（61家）和深圳（54家）。

——摘编自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汉初，不征关税。《汉书》载：“（汉武帝）太初四年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武帝以后，内地关税的征收范围不断扩大，且税率不断升高。张骞出使西域以后，陆路贸易经河西走廊，直通中亚和西亚。海路贸易也兴起了，番禺是当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在边境的进出口要道，汉代都设关管理对外贸易征税。

——摘编自祝凤梧《中国古代关税漫谈》

材料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其手段有：一是设立通商口岸；二是降低关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进口关税降无可降。清政府也需要稳固的财政收入，关税是维护清政府运转和及时足额赔款的保障，因而，在经过前期关税和船钞的大幅下降之后，晚清后期，关税制度特别是关税税率、船钞等变化不大。而《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为提高清政府对巨额外债的偿付能力，西方列强主动提出将关税税率提高到“值百抽五”的水平。

——摘编自胡公启《晚清中国关税制度变迁及影响》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