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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以形象、情感、意味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揭示人的生存状态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思想，从而构成对人的剖析研究，那么，从更本质更深邃更系统更完善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从人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外表特征到人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廉耻等内在人格上规范着人的个体行为和人际关系，进而建构了以仁为核心、以血缘亲情关系推衍至人伦民族国家的庞大而精微的儒学思想和社会体系，成为博大精深的“人学”。

儒家的人学是从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开始的。人与动物的界限就是人的特征，也即人的本质问题。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反映了儒家对人的自觉认识，在人类认识史上无疑具有哲学思想意义。

在孔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智慧，还在于人有忠孝观念，而犬马虽能养却不敬无孝。孔子是从人与禽兽的差别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界定人的内涵和本质的。因为，只有真切深透地把握了人，才能把握“性相近，习相远”，因势利导，使人性日臻完善。这里，孔子的思路极为可贵。他从自然和社会、原生和后天变异两个方面综合考察了人的习与性、远与近。这对艺术创作至关重要。从人的自然性、原生性看，人与人之间具有普泛性，这为艺术引起共鸣和感染提供了艺术视点和基点，如《诗经》中的《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不仅重视和感激别人对自己的好意，而且自愿以百倍的好意相报答，这种克己为人的感情，不仅是人的一种情感，更是儒家倡导的一种“仁”的风范。从人的变异性、社会性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具有独特性、个别性，这为艺术反映典型提供了多样选择表现的可能，如司马迁《史记》中呼之欲出的形象系列：“鸿门宴”写刘邦的懦怯而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因“习”而相“远”，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儒家对“人”的个体性认识是建立在群体性（“类”“民”“众”“族”“国”等）基础之上的，或者说，重群体轻个体，重共性轻个性，重普遍轻特殊是儒家人学的方法论特点。因此，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从个体出发而超越个体，最终归结为对“民”的把握。

孟子认为，人不仅具有“食色”等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动物亦然），而且富有道德意识。他在《公孙丑上》中以一孺子入井，人见之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说明：“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进而，孟子提出了自己对人的发现学说：“性善论”。这对张扬人心善良，融洽人际关系，建构理想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艺术化地再现或表现人性美好的东西，给人以精神力量和向往，这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乌云密布之中是投进人心的一束光亮。好人总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将心比心将心换心等由“性善论”衍生的观念就成为民众生存的内在信念。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相左的观点——“性恶论”。他告诫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相左的观点——“性恶论”。他告诫人们不能拘泥于人性中食色等本能存在，即与兽禽相近的恶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人性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中也具有争名夺利、愚昧残暴等恶的一面。这就把人性恶的根源植于人的物欲名利之上，超越了弗洛伊德等从性本能、死亡本能挖掘人性善恶的框架而具有社会审美学的意义，为艺术表现和反映人的复杂性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如中国文学对历代暴政苛税征战奴役残暴纵欲等“恶”的批判，构成了一幅民族在逆境中抗争、在邪恶中挣扎、在黑暗中奋斗的历史画卷。

孟子荀子分别从人性的善恶两极透析“人”这个复杂体，目的都在于以仁义孝悌等伦理观念为人之本，规范人的言行举止。因此，性恶性善的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殊途而同归，矛与盾合一。所以，宋代的儒家将孟、荀两家之说综合起来，建构成更丰富完善的儒道体系。

正是对人性的多侧面多角度研究，儒家继承了春秋时期提出的“利民”“惠民”“抚民”“安民”等主张，强调以民为本、不过不及、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使民有所居有所食有所为。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心向背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既具有告诫统治者尊重民众意志，顺应历史发展的积极价值，也存有规范个体趋同化一、不能越礼犯上、扑灭个性的负面价值。这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可以怨讽美刺，传达民众心愿，使艺术为统治者服务、为民众服务；二是在绘画、建筑艺术中，人的主体地位处在从属低微的地位，如中国山水人物画中，人的形象与自然形象的比例反差极大，远不如西方绘画对人的崇拜和凸显。这就使得中国艺术个人色彩非常稀薄，而共同的相似情感和形象较多。情感一律、话语一律、动作一律的后果是艺术魅力的根本丢失，这是我们在研究儒家民本主义对艺术的影响时不得不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李明泉《儒家民本主义精神——儒家艺术精神的当代启示》）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有一句引发观众共鸣的台词：往前看，别回头。不过也有央视剧评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往前看，何妨一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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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不仅以其清新高雅的形象为文人墨客偏爱，还因其美丽的花朵而广受赞誉。谈及写桂花的诗，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可谓   ①   。但是你是否对这句大家熟知的诗句产生过疑惑：时令在春，何来桂花呢？

关于王维笔下的“春天盛开的桂花”，历来   ②    ， 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从文学艺术表现的角度进行解释，诗中桂花开在春天纯属诗人超自然的想象。就好像世传王维在他的名画《袁安卧雪图》中，还画了“雪中碧绿的芭蕉”，这是抒情、是寄意。

有人从古汉语文字通假的角度解释，【甲】，而是“桂华”，也就是月光的意思。春夜，月光洒满空山，既通顺也很有意境。“花”和“华”在古籍中也经常出现通用的情况。如古中国自称“华夏”，这里的“夏”是“大”的意思，【乙】，“华夏”就是“好大一朵花”。

【丙】，诗中的桂花是四季桂，这种桂花每年2月、5月、8月、11月都会开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八月开的秋桂。但很快就有植物学家出来反驳：“四季桂”是后人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是科技的产物，唐代没有四季桂。

王维笔下那枝开在春天的桂花，究竟是确有其花，还是美丽的想象？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也不必为此     ③     。留一点美好的想象，不是更好吗？

（1）“东岩夜月”为泸州八景之一。小慧夜游东岩，看见长江与天空浑然一色，明月高悬，于是拍照并附上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 ， ”两句诗发朋友圈，大家纷纷点赞。

（2）参加完开学典礼，小刚暗下决心新学期一定要好学，他摘录了《＜论语＞十二章》“ ， ”两句作为座右铭，时刻勉励自己好学应当做事敏捷，说话谨慎，向有才艺的人学习。

（3）古人写诗常常运用对比来增强表现力，高适《燕歌行并序》中“ ， ”两句正是运用这种手法，有力地揭露军中将领和兵士的矛盾。

锦江遣兴

郭载^①

云水微茫爽气浮，锦江如带可怜秋。

萦洄雾縠^②时迷雁，潋滟霞光不见鸥。

晴雨一川皆好景，烟花三月总牵愁。

风波满地乾坤阔，吟望长安垂白头。

【注】①郭载：北宋开封人。一生两次入川，第二次入川任成都知府，时值兵乱，竭力平贼。②雾縠：轻纱般的薄雾。

材料一：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由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节选自《庄子·逍遥游》）

材料二：

庄子以自创逍遥神人之说，以明无用之大用，盖亦有自寓己意，言世无所知也。惠子乃庄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调以见己意。盖亦言，其虽有圣人，必须举世有见知者，而后乃得见用于当世也。言虽戏剧，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则不可以正解，别是一种风味，所谓诗有别趣也。后诸篇中，似此寓意者多，学者不可不知也。前虽说不善用其大，尚未说无用之用，故下文以大树发之。

此篇托惠子以嘲庄子之无用，庄子因嘲惠子以小知求名求利之为害。似狸狌之不免死于罔罟。若至人无求于世。固虽无用。足以道自乐。得以终其天年。岂不为全生养道之大用。是则无用。又何困苦哉。此虽巵言，足见庄子心事自得之如此，岂世之小知之人能知耶。

（节选自明·憨山《庄子内篇注》）

转身离开的司马光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51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闹出了一桩大新闻：在给皇帝讲课的经筵上，他跟力挺王安石变法的大臣吕惠卿居然因政见不同动手撕扯了起来。搞得在场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说：“不就是想把事情的对错搞搞清楚嘛，至于这样吗？”后来，事情传到宫廷外，这事就变成了“地域黑”——当时流行起了一个段子，叫“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称“福建子”，是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而“陕西人”，自然是指司马光了。

7岁那年，因为机智地以石击瓮，救出落水的小伙伴，他的名字已经在京洛一带为人传诵。他入仕也很早，20岁就考取进士甲科，步入官场。从华州判官做起，历经权知丰城县事等职，在28岁时做上了大理评事、国子直讲。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不同的中层干部位置上徘徊。直到43岁，他被提拔修起居注，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才有了跟皇帝直接对话的机会。也是在那一年，在同修起居注的职位上，他遇见了后来一生的对手王安石。

从相知、相惜到分道扬镳，司马光对王安石及其著名的熙宁变法的抗争，在熙宁二年跟吕惠卿的那场搏击中达到了巅峰。不久司马光就离开京城，以闲散官的身份退居洛阳。在那里，他主编那部后来令他青史留名的大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年所受的教育和仕进之后所获的机遇，都使他首先想成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官员，而不是历史学家。起初，他有机会蒙宋英宗青眼，编写后来成为《资治通鉴》前八卷的《通志》，是为政治服务，即使到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此一目标也未曾改变。

司马光的改变，始于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对“祖宗家法”的改变，和君主居然下决心支持这种改变。

对王安石个人，司马光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尊重的态度。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金陵病逝，已回到京城重新执掌大权但病入膏肓的司马光闻讣，还对身边人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但对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等，司马光则厌恶至极，直斥之为阴险小人；他也准确地预判到，吕某得势后王安石必受其排挤。他把忧虑和远见都融进了他主编的《资治通鉴》里，通过经筵讲史的经验，他认定暂时的转身离开 ， 去当一个资治的历史学家，效果应该比直接在朝廷上跟对手打一架要好得多。

他把以德治国理政放在了十分显著的位置，把“礼”“信”“诚”等传统儒家理念提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他对于汉代以来“人主无过举”（君主永远不会做错事）的流俗之说，作了无情的批判，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他同时从切身经验出发，强调“为政之要，莫过于用人”。

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司马光对史料的择取，也无时不与他表面上已经转身离开的北宋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比如，复旦大学历史系姜鹏先生指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条中，所记西汉大儒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著名的“天人三策”，史料来源于《汉书》卷五十六的《董仲舒传》，但司马光删除了原策中几乎全部有关天人关系的文字，仅留下有关礼乐教化的内容，使之成为表达自身施政理念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这种本应短平快的钦定重点项目，却延宕了19年，最后的成品是一部多达294卷的正经的编年体史书。这19年中，有15年司马光都处在转身离开京城之后的那段时光里。

完成这部传世之作后不久，司马光也迎来了翻盘的机会。由于宋神宗突然病故，宋哲宗年幼继位，大权为高太后所掌，而高太后对于司马光很是看好，司马光因此重回中枢领导核心。然而遗憾的是，虽然主编过《资治通鉴》，他好像依然没有忘记当年跟吕惠卿在圣上跟前的拉扯，晚年深陷其中，对熙宁新法采取了全盘推倒的极端做法，连跟他同属一个阵营的苏轼也对这种一边倒的举措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光的名字是与两个关键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一自然是他著述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其二则是他为人为政的“正道直行”。

《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学的领域内当然有其崇高的地位，无论是编年体还是长编考异法，都为后来的历史编纂学开辟了重要的方向和道路。但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它的影响不止于学界。宋代以后中国社会中处于顶层的君主和高级官僚，有不少人把《资治通鉴》作为执政的教科书，用人尤重德才兼备，即源自司马光的教导。司马光为人为政“正道直行”，晚年时，他重回政治中心，当上宰相后，曾亲笔书写下自己的办事规则，公布在所有访客都看得到的地方。

司马光对于熙宁新政采取的一律推倒的做法，历来褒贬不一，但不能不承认，在为官的品德上，他自始至终都是表里如一的。也正是因为有如此高尚的品德，他身前就获得了包括敌对的辽国君臣在内的最广泛阶层的尊重；他身后由于政局变动，遭逢名字被刻入侮辱性的党人碑，却连刻工都不愿意动刀，说“恐得罪于后世”。他后来是被供入孔庙，与儒家先贤们一同被祭拜的。可以说，在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时代里，司马光的品行，大体能算是官员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高境界了。

司马光在转身离开京城的15年里，在洛阳修建了一所园子，自命名为“独乐园”。20世纪以来，传统园林研究者通过文献记载和现存宋代相关图像，复原了独乐园的大致规模和空间结构，并惊奇地发现司马光设计的独乐园，采用的是一种现存中国园林中几乎看不到的布局方式：中、东、西三路都以轴线控制园林景观组织。而其背后蕴含的，正是大道直行的儒家理念。可见这位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毕生光明磊落的宋儒 ， 已经把生活、学术和政治理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陈正宏《环球人物杂志》，有删减）

材料一：

蔡元培先生曾说：美育，是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中国人对美，总有着无尽的推崇。儒家追求思无邪的雅正之美，道家崇尚平淡天真的朴素之美；以墨当色、计白当黑的国画里，藏着中国特有的含蓄之美。审美，听起来抽象，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日常中有更直观的诠释，诉说着审美的意趣。

人，要有审美之心。美学大师朱光潜说：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就是在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是尚美的民族，对美的追求和思考，多传承于自然哲学思维。若生活中再无美学，人这一生是否太过潦草。生活不一定要鲜艳，但要有属于自己的色彩，只有懂得了审美，才能重塑自我，不枉来人间一趟。一个人有了审美之心，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看似无用之物、无心之作，却让我们永葆善睐明眸。

自然，山水之美。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喜爱，或许是骨子里的天性。苏东坡在《赤壁赋》中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皆自然之美，亦属文人之雅致，自古便是中国人不可放弃的生活哲学，也正是审美与生活的结合。

这些耳熟能详的诗词，写尽了中国人的一生所愿，有时虽不能至，亦是心向往之。山水之间总是最理想的生活之地，古往今来却是少有人实现，因此，这念想便寄托于庭院。植几株时令花草，随季节盛放、随时间衰败，满眼都是自然风光。让人虽身居喧嚣闹市，心却生出山林之想。青山绿水、幽林美舍，是中国人最高的生活美学，这些山水田园、林泉胜境，浸润着中国人的内心。

烟火，生活之美。元代赵显宏《满庭芳》词云：一家老幼无牵挂，恣意喧哗。新糯酒香橙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些醉煞，和月宿芦花。烟火气，不是转瞬即逝的灿烂，而是细水长流的淡然。有句话说，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人间最深入人心、最难舍难分的，是烟火气。烟火气，人间最绵长的滋味。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是最平凡的生活，也是最有诗意的生活……林语堂说：构成人生的，更多是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寻常烟火，平常小事。烟火气，离不开三餐一宿、琐细繁乱、烟熏火燎，更离不开安安分分、知足常乐、寒来暑往。但这难道不是每个人必然会经历，也最终会皈依的真实吗？

诗人顾城说得好：美是唯一的真实，当它到来时，一切都形同虚设。审美，是一生的修行。它流淌于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中，需要用心去体会。希望在你匆匆的人生旅途中，能以美为信仰，活出一生明媚光景。

（菖蒲草堂《中国人的审美，雅致而充满烟火气》，有删减）

材料二：

美育最重要的价值是培养有审美修养的人。语文是人文学科，通过语言的学习，审美主体不仅能够了解文本知识，更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喜怒哀乐。语文的审美价值，让语文教育充满了灵动性，使审美主体在美的浸润中成为拥有高尚情操的人。语文学科蕴含着丰富的美育资源，为学生的审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学习语文，学生建立了“真、善、美”的品质根基。人文性是语文的根本属性之一。对语文之美的习得过程是学生体现人文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审美趣味的精神活动。

语文学科功能指向立德树人实践，以语文美为审美对象，通过语文教育活动的开展，帮助学生重新建构审美意识，培养审美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教育的关键。家校融合，构建一个家校共育的第三空间，在教育实践中关注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家校融合的视角出发，构建“家校共读”审美教育实践。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不仅是学校的教育任务，也是家长的教育任务。学生时时刻刻浸润在书籍的海洋里，与圣贤对话，接受人类崇高精神的滋养，拓展思维、提升精神境界，让学生自我赋能，走得更远。首先，通过“家校共读”对学生实施诵读涵咏，强化学生对语言的审美感知；其次，通过“家校共读”对学生实施名著阅读，丰富学生审美体验；最后，通过“家校共读”对学生实施亲子对话，提升学生审美理解。因此，“家校共读”审美教育实践，引领学校掀起全校师生共读的阅读热潮；引领教师认识阅读对学生审美素养的重要性；引领家长认识到亲子阅读对学生成长的促进作用，最终能使学生与人类的崇高精神产生对话，让阅读成为学生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构建“家校共美”审美教育实践，让学生了解美好的大千世界，让学生感受自己的花样年华，让学生体悟生活的色彩斑斓。在真实情境中开展语文美育活动，提高学生对自然、社会美的认识；让学生聆听书本以外的声音，拓展自己的眼界；在实践的过程中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自身的综合审美素养。首先，通过“家校共美”对学生实施纪录片欣赏，拓展学生文本言外之美；其次，通过“家校共美”对学生开展生活美的探索，激发学生对生活美的审美热情；最后，通过“家校共美”对学生实施自然美的研究，激发学生对自然美的审美兴趣。因此，“家校共美”审美教育实践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自然、走进生活、走进社会，让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变得丰富多元。

构建“家校共写”审美教育实践，也是学生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过程。引导学生关注现实，贴近生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乐于表达；引导学生作文如何升格，提高学生审美创造能力。审美主体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审美实践过程中，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首先，通过“家校共写”要求学生从自然、社会寻找写作素材，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察力；其次，通过“家校共写”要求作文升格，培养学生的审美评价力；最后，通过“家校共写”中“亲子共写”，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力。因此，“家校共写”审美教育实践让学生养成“读写结合”的习惯。

（陈凤娟《构建家校协同的语文美育体系》，有删减）

近年来，有些学校的课间十分钟已经变成了课间“圈养”，孩子们不能去操场，不能上下楼，甚至不能出教室。面对此现象，有的学校认为，学生安全最重要，学生在校有个磕碰，学校就可能面临赔偿和问责追究；有不少学校和老师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搞“一刀切”是最稳妥保险的做法；也有人表示，取消课间活动问题不大，节省出来的时间还能多看几页书、多做几道题。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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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我踏进湖南湘西泸溪县的马王溪时，古人留下的诗句，就跟着踏了进来。

那折折青山，的确像一扇扇折叠的屏风次第打开，一页一页，起伏错落，蜿蜒迤逦。清晨云雾缭绕，傍晚霞光晕染，一望无际的墨绿和青翠，一望无际的刚劲和妩媚。一湾溪水，就在山涧里奔涌而来。水薄处，清亮清亮的，透明透明的，有如蝉衣在卵石上滑过，亦如丝绸于沙砾上飘过。水厚处，则一层一层地生出了颜色，绿莹莹的颜色，碧蓝蓝的颜色，像光洁的翡翠和碧玉。那永远鲜活的山、永远鲜嫩的水，就这样山水一色地融为一体，让马王溪村的祖先留了下来，升起了第一缕炊烟，开出了第一片田园。

此时的马王溪，正是果木飘香的时候。山与山的交界处，山和山都相互客气地让出一大片空旷来，平展展的，若一张宣纸，任马王溪人挥毫泼墨。点一片桃红，黄桃和蜜桃就朵朵绽放开来；滴一片梨白，雪梨和香梨就盏盏倒挂起来。而另一片地里的草莓，则在一片郁郁葱葱的青翠里冒出一星星火焰，仿若一地的红烛，等待点燃一段旷世奇缘。

许多人害怕吃油，其实是害怕油里的脂肪。脂肪是产生能量最多的营养素，脂肪摄入并不是越少越好，               A             。摄入过少会影响必需脂肪酸的摄入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摄入过高，就会增加饱和脂肪、胆固醇等的摄入。此外，          B             ， 比如保护内脏、调节体温、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等。

相较于吃还是不吃脂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摄入脂肪的种类。首先，要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我们平时吃的猪、牛、羊肉，都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对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改善高胆固醇血症有重要意义。其次，要增加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烹饪的时候适当增加含有益脂肪酸的茶油、橄榄油等植物油；多吃三文鱼、凤尾鱼等高脂肪的鱼类。①根据研究是示 ， ②用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 ， ③能减少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

所以，④清淡饮食不是不吃油，⑤最重要的是，⑥要控制烹调用油的量。⑦再好的油终究还是油，⑧每天的量要控制在25～30克左右。

（1）高适在《燕歌行》中，用“ ， ”两句描写将士们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不计个人功勋、视死如归的情景。

（2）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用“ ， ”两句告诫人们对小事不能掉以轻心，否则会酿成大祸。

（3）李白《蜀道难》中，“ ， ”两句写出了蜀道的山之高，水之曲。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倔侄

苏轼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①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② ， 未解庄生天籁，刚道^③“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注】①欹枕：斜倚枕头。②兰台公子，即战国时代楚国兰台令宋玉，他写过一篇《风赋》，将风分为“雌风”和“雄风”，以此讽谏楚王。③刚道：硬说。

材料一：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

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

呜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节选自苏辙《汉文帝论》）

材料二：

三王以降，论君德者，必首汉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者也；自魏、晋及五季，虽乱臣盗贼圈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无所畏忌；文帝则幽隐之中，常若不足以事此，而惧于不终，此即大禹“一夫胜予”、成汤“栗栗危惧”之心也。世徒见其奉身之俭，接下之恭，临民以简，以为黄、老之学则然，不知正自视缺然之心之所发耳。

然文帝用此治术，亦安于浅近，苟可以为而止。其闻张季之论犹曰卑之毋高盖谓兴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书》曰：“周公师保万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师也。夫是，乃杂于黄、老之病矣夫！

（节选自方苞《汉文帝论》）

褐纸鸢

牛维佳

车一上国道，方老就坚持亲自驾驶。牛仔这才明白，为什么他有高速不走非要上国道，原来早就动了这个心思。他可是年过九十了！牛仔不同意，方老也不再废话，要下车杵上拐杖自己走。牛仔无奈，只好哄他说这里路况复杂，等到人少车稀了再让他开。

牛仔自小景仰爷爷，大了就变了，觉得他其实很平常，越老越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犟老头。这次赶着清明去沂蒙老区扫墓，牛仔是有所犹豫的。他对爷爷那段抗战的历史感兴趣，但又忌惮他的固执，不大想陪他去，今天一开始果然就出了问题。

牛仔对爷爷在山东抗战的事还是知道一点的，这次爷爷又讲了一个他从来没讲过的故事。

方老的部队在沂蒙老区打过游击。那个时候土匪四起，也打着抗日的旗子，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勾当。八路军的办法是做思想工作，晓以民族大义，具体做法是先了解土匪们的构成，清除顽劣分子，再去说服收编他们。

方老是本地人，教导员去做工作的时候特意把他带了去。有一次，谈判还没开始就出了意外。一个脸色发白个头瘦高的小土匪太紧张，作势摆弄手上的老毛瑟枪，不料却弄走火了。枪声一响，双方差点就动了手。教导员厉声呵斥他们不守信用。土匪头子恼火差点坏了事，拔出枪要干掉那个冒失鬼。

这时，方老却为他说了一句话。说对方那把老毛瑟容易滑膛走火，等他们归顺了八路军，可以换把七成新的汉阳造。那个小土匪以为自己算是到点了。不料这个一触即发的场面却被方老一句话给化解了，反而使收编顺利地完成。土匪们看到的是八路军的强大和自信。

事后，那个小土匪提着一坛酒找到方老，表示感恩，此后他们成了感情不错的战友。

他叫高飞。

后来团长让高飞进了方老所在的侦察连。据说上头是看他学过小九九，手挺巧，会写写画画，随便就可做个风筝，说明他心细，说干侦察就要这样的。

进了鲁南境内，方老就开始嘴里念念有词地唱：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哎，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方老兴致很好，让牛仔停车。牛仔以为他要方便，或者看看油菜花，正好自己也要方便，停了车就去了厕所。待完事回来，发现驾驶座已被方老占据，便连请带拖想让他回到自己座位。方老却像被黏上了一样，纹丝不动。

牛仔急了，说要报警。方老理都不理，喝令他上车，接着就启动了车。没想到方老这么一开就是一百多公里，已经快到了沂水。牛仔看着还顺利，也就渐渐地放下了心。

路边还是鲁南的乡间风光，方老一边看一边在想着什么，嘴里念念有词。他说这里空气的味道都还是老味道……

牛仔怕累着爷爷，建议找一户农家，吃个农家饭。方老表示同意，边开边找地方。不一会儿就给他们找到了一处。这户农家有一老一少，那老的问明了来意便迎了他们下车。山区村户很散，这里就几家。看见这家来客了，乡邻老少没事的都围过来看热闹。

方老问他们老辈的事还记不记得。老头说看什么事了，要说德国传教士和日本兵的他也知道些。

方老说就说日本那块儿的。老头点点头，说这一带是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接合部。有一次日军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情报，说八路军有部队在这一带，就进行了偷袭。但奇怪的是，八路军好像天上有眼，总能顺利突围。八路军怎么知道日本人的兵力部署？那是因为鸟兽也在助力八路军，每次突围都有鹰隼在空中出现。日本人总是落空，最后什么也没捞着。这个传说是真事，现在的学生都知道……

饭后，告别。回去的路上，牛仔一本正经地说，什么鸟兽的那么玄，回头我查查资料，肯定都是民传，不是信史。

方老没理他，过了一会儿，悠悠地对牛仔说：“那老农说的并不假，我们当年可不就有千里眼！”接下来他说了一件往事。

1943年夏，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日军实施铁壁合围政策，进攻一次接着一次，不给喘气的机会。那天一早日伪军就把他们一个旅部和一个主力团，给围在了一个七八公里见方的山谷里。当我们的警戒哨发现的时候，对方已经控制了周围的两个山头，子弹炮弹呼啸横飞。很快，八路军的预备队都全用上了，节节阻击，牺牲不小，压力巨大。

这时刚才提到的那个高飞出来了，他主动要求自己去山上侦察，寻找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高飞手持几只风筝说，现在风力不错，他要是放了纸鸢就说明那里有空隙和机会，部队就要马上从那里突围。后来部队果然凭着高飞纸鸢的指引，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接合部，成功突围。

事后高飞被记了一大功，提升为副排长。炮兵连长也找到高飞，和他商量了一套土方法，用他的纸鸢为炮兵观察员通报目标的密位、坐标。以后作战中屡试不爽，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纸鸢通讯法很快在部队推广开来，不久，高飞被提为副连长。但是在日本人投降前半年，这个高飞却还是战死了。

那次遭遇战，战斗一开始就对我方不利，东西方向是日军，有汽车机动。为了搞掉敌人的指挥部，侦察连连续派了两次炮兵侦察兵上去，都没了动静。最后高飞只好自己带了几个战士摸过去。

那天正好有风，四十多分钟后，高飞那边的褐纸鸢就可以看到了。纸鸢上传递的密位、坐标显示敌人的指挥所和炮兵方位。我方炮兵试射校正后连续进行了三轮急射。

敌人也发现了高飞的观察点，立刻集中火力对他们进行炮击。为了掩护高飞，我们的炮兵加大了射击速度。一时，两处都响起密集的炮声，硝烟弥漫，土石横飞。

二十多分钟之后，战场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日军进攻渐渐终止了，后来悄悄撤出了战斗。

战后，他们怎么找就是没有找着高飞，就像气化了。这样的事战场并不少见，一仗下来人给打没了。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都默默地脱下帽子。

方老说那次敌人是坐上车跑掉的，我们的两条腿追不上，当时要是有车开，绝对不会便宜了他们……

牛仔恍然明白了一件事，爷爷为什么这一路执着于开车，原来是有这样一个情结。

牛仔半天都没再作声，只听见沙沙的车轮声。

（有删改）

中国传统艺术自唐宋以来出现一种思想观念：真正的艺术创造，不是追逐时尚潮流，而是要与这种潮流保持一定距离。艺术家应是冷静的思考者，而不是追赶热流的弄潮儿。

“不作时史”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凝结的重要观点。

“时史”概念是由早期“画史”发展而来的。五代北宋以来，画院制度兴起，画院画家一般被称为“画史”（又称“画工”），作为职业画家，经过集中训练，重视形式工巧是其基本倾向，后来将画院外重视技巧的画家也称为“画史”。进而“画史”又泛指唯论工巧、不论情性的一类画者。明清以来，艺术论中又以“时史”去取代“画史”概念。“画史”与“时史”二者含义并无多大差别，但明清以来易“画史”为“时史”，关注的中心已从元之前的技巧斟酌转向与时代、社会、历史关系的思考。艺坛人士反“时史”的倾向，就是从“时”切入，来思考艺术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染上“时史”的习气，艺术成为时代风气的传声筒、应声虫，附庸世俗，这是艺术的堕落。这种观念转换，也有现实针对性。明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艺术与普通人生活的密合度增强，为艺者迎合时尚、沾染流俗的气息也较浓厚。文人艺术反“时史”，不是远离时代，远离普通人，而是在超越时代和历史中，更好地呈现人的真实生命感觉。

在艺术与时代关系的论述中，明末清初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影响很大。如今在学界，它成为艺术与时代密合关系的简洁口号。按一般理解，石涛这句话强调艺术创造要顺应时代、追随时代，但这种理解有片面性。他认为画家笔墨情趣会受时代影响，就像诗文风格的流变，早期的笔墨简朴，唐五代至北宋时趋于繁复壮丽，而发展到元代，复归于平淡幽深，并转出新的风调。画家陶染在不同时代风气里，思想感情在具体生活中激荡，创造动能也主要来源于与时代的互动，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时代。切入时代，直面当下体验，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这里说的“随”是受时代风气影响，陶染于直接生活，而不是“随顺”某种外在的法度和律令，去按谱按法为之。艺术不是要跟着时代节拍，成为某种时尚的传声筒，而是要跟上自己“性灵的节拍”——来源于时代、又超越于时代的生命节拍。石涛认为，文章翰墨一代有一代之神理，一人有一人之体验。画家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古法，不能随波逐流，而是画由心出，由生命真性酿造而成。他还提出了“不入时品”的创作主张。逸品、神品、妙品、能品是中国古代理论家对中国画评判的四个品级，由能到逸，渐次提升，能品主要指技巧上的功夫，而神、妙、能三品之上的逸品，则是価规矩，逸法度，独标孤帜。然而，石涛在四品论之外，特列“时品”一目。他认为，逸神妙能各有品第，均可论之，而“时品”是艺术的大敌，所谓“自不相类”，一落时品，即入俗流，一入俗流，笔墨成为时流的传声筒，就会丧失艺术的基本品质。

中国艺术推崇空山无人之境，尤其在绘画创造中，抽去人的活动场景，略去人的活动过程，如元代以来的山水面目，大都是空山、空林、空亭、无人的山村、空空的院落，营造出浓浓的荒寒意境。这不是个别人的趣味，而几乎是整个文人艺术的基本趣尚。艺术是人的创造，为什么要刻意排斥人的活动？中国艺术的空山无人之境，与突出隐居、突出环境的阅寂没有多大关系，其要义在与十丈红尘隔开。艺术家表面上看似乎对人的活动失去兴趣，其实是在超越时间、历史的情境里营构人的存在世界。在艺术中抽离人的活动，是为了更好表现人的存在境遇。北宋以来，文人艺术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东坡语）为八字真髓，人们创造寂寞的境界，并非要表达老僧入定、心如枯井的感受，而是要通过它，感受世界的活泼，高扬性灵的腾踔。

艺术“不作时史”，又如何体现社会责任感？一种连人都不愿意触及的艺术，会对人生有什么价值？文人艺术的“为一己陶胸次”，绝不是一种自私行为。李流芳说：“夫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达而达之，则必通；人人之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则必惊，亦非有二也。”文人艺术追求的就是“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情性”的合一，反映的是对艺术普遍价值的关切。文人艺术的荒寒之旅，常为人误解，被讥为一己之哀鸣。而恽向认为，以元画为代表的文人艺术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如高柳上的寒蝉，瓦砾间的飞蛩，声虽细，意悠长，以萧瑟冷寒之音，发人深省，觉人所未觉。艺术家超越自身限制，横绝时空之域，唱出生命的清曲。

千余年来，中国艺术特别强调对时间、历史的超越，推崇荒寒境界的创造，艺术家的意绪常在寂寞无人世界里徘徊，这是世界艺术史中的独特现象，所体现的不是对人生存环境的疏离，恰恰蕴含着对人类真实生命的殷殷关切。对这种传统艺术观念的准确诠释和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从而将其转化为当今文化艺术创造和精神营构的有效动能。

（摘编自朱良志《中国艺术的“不作时史”问题》）

叔本华先生有言：“只是理论而不付诸实践的智慧，犹如重瓣玫瑰，其色赏心悦目，凋谢了却没有种子。”加缪在1940年的新春祝福中写道：“今年，希冀幸福将是徒劳的，通过工作去建造幸福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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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校园中的日晷上铭刻着“行胜于言”，这是清华人的理念，更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日晷是古代的一种测时工具。日晷     ①        ， 晷针垂直于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轨道平面，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好像是现代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以此来显示时刻。

《说文》云“晷，日影也”。日晷就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在一天中，被太阳照射到的物体投下的影子在不断地改变着：一是影子的长短在改变，早晨的影子最长，     ②      ， 影子逐渐变短，一过中午它又重新变长；二是     ③        ， 在北回归线以北的地方，早晨的影子在西方，中午的影子在北方，傍晚的影子在东方。依据原理上来说，根据影子的长度或方向都可以计时，并且根据影子的方向来计时更方便一些。故通常都是以影子的方位计时。

卫星通信，就是利用通信卫星作为中继站来转发无线电信号，实现两个或多个地面卫星站之间的通信。它     ①        ， 视野开阔，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也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只要在它的覆盖范围内，不论距离的远近，都可以实现通信。但是，在卫星通信过程中，地面卫星接收站每年在春分和秋分前后的两次接收信号中断现象都会     ②        ， 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日凌中断通信”。

什么是日凌呢？据介绍，每年春分和秋分前后，太阳穿过赤道来到地球赤道上空，而通信卫星又多行走在赤道上空，这时，如果太阳、通信卫星和地面卫星接收天线恰巧聚集在一条直线上，卫星地球站天线在对准卫星的同时也对准太阳，使太阳产生的强大的电磁波直接投射在地球站天线上。由于太阳产生的电磁波频谱很宽，因此，对地球站来说，该电磁波是一个     ③     的噪声源，对其所接受的卫星信号造成干扰从而使接收链路严重恶化甚至中断，这种现象即称为卫星通信的“日凌现象”。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用以消除弟子顾虑，让弟子们畅所欲言的两句是“ ， ”。

（2）《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一句可以看出子路性格直率，“”一句通过动作描写表现了曾皙回答老师问题时态度恭敬。

（3）《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子路率先表明自己的志向，他所要治理的国家的地理情况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