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秦汉农业以小规模家庭生产为单位，展现了精耕特色，精耕农业植根于战国城市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分工体系。战国至秦汉，战争物资需求巨大，要求土地产量达到极致，为此国家广泛动员民间力量，投入水利修整、田地开垦，使大多农民维持在小康到富裕之间。对最底层百姓，汉代皇室掌握着大量政府开垦的公田，借给平民耕种。在河南偃师博物馆，珍藏着一份东汉“石券”契约文书，记录了东汉侍廷里25户人家，筹集61500钱购买82亩田地的故事，田地为25户公共财产，由里父老租用。里父老作为田地负责人，不担此职后，将田地交给下一任父老，这反映了汉代农民的自我保障管理能力。

——摘编自《汉代田园生活的全景图：考古发现与历史解读》

材料二   河南“内黄三杨村”遗址揭示了汉代农村的真实面貌，其庭院布局和耕作田垄保存完好，其“前水井后植桑”景象，宛如一幅田园诗般的画卷，这在江苏盱眙和东北辽河流域都有所发现。《居延汉简》载“礼忠有地500亩、1座宅院、3个奴婢和车辆、牲畜等，总值15万钱”，尚不及汉代“中产”，但在明清堪称“土豪”；东汉崔寔《政论》指出“五口之家，两个成年男性月需口粮6斛，女性2.1斛，儿童1.2斛，共需消耗11.4斛，年消耗高达136斛”，这足可看出汉代和平时期社会繁荣安康、充满生机的景象。

——摘编自《汉代田园生活的全景图：考古发现与历史解读》

材料一   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催生了一批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展现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的风土人情与山川形胜。明朝后期，《筹海图编》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是中国海防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书中提出“防海必防之于海”的理念，强调远洋防御，主张各省联合防御、水陆协同作战。主要内容包括：绘制《沿海山沙图》百余幅，详细标注海疆险要；分析倭寇入侵的三条主要路线，提出“火器制胜”思想，主张以佛朗机炮等先进武器加强海上防御；记录嘉靖年间抗倭战役经验，总结军民协同作战模式。然而，该书仍受限于传统“华夷秩序”观念，未能突破“御敌于外”的保守框架。

——摘编自邓田田《明代海防巨著〈筹海图编〉》

材料二   晚清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人士提出了海防建设方案。从“以水师保海疆”到新时代“经略海洋”，中国海防思想的演进是一段在危机中觉醒、在挫折中成长的历史。下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海洋强国思想。

——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三   下面是1982年联合国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部分内容。

《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不同要素出现数量统计表

材料一   为缩短欧亚贸易航程并与英国争夺印度和东南亚的贸易利益，1859年，法国极力支持并开始与埃及合力开凿苏伊士运河。12万埃及劳工为此丧生，埃及政府也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被迫出售运河部分股票，这些股票主要被英国购得，1869年运河通行。

1882年，英国驱逐法军后建立军事基地，完全占领埃及并最终取得运河控制权，埃及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同年，埃及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英斗争，但抵抗失败。

1888年，德国联合法、意等国缔结公约，要求保障运河的自由通航，英国虽对该公约不满，但不敢挑起众怒，遂于1904年加入公约。

1922年，面对埃及的反英斗争，英国被迫形式上承认埃及独立，但仍保留运河特权。

1956年，因埃及与苏联的军事合作，英、美撤离埃及阿斯旺大坝建设贷款。埃及遂宣布运河收归国有，从而引发苏伊士运河危机。

1956年，英法等国对埃及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在美、苏联合施压下，英法被迫停火，埃及彻底收回运河主权。

1975年，苏伊士运河因中东战争关闭8年后重新通航。之后，在众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援助下得以扩建。

2015年，苏伊士运河实现了南北双向航道同时通航。

材料二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后，印度尼赫鲁宣称，“（苏伊士）运河本身就在埃及境内，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积极与美苏以及联合国展开接触，最终决定加入维和部队以阻止危机扩大。印度反对殖民主义以及维护亚非拉国家正当利益的态度，拉近了它与第三世界各国的距离，一时间印度成为反殖反霸的代言人。印度在危机中支持埃及主权的做法，增进了国内穆斯林群体对印度的感情，缓和了国内的宗教矛盾，1957年尼赫鲁再次成功当选总理。

——摘编自皇甫泽坤《论印度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政策》

材料一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出现低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却出现了新高潮。共产党人冯乃超回忆道：“我们认为……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1928年成立的无产阶级书店大规模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中共逐渐夺取了“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申报》等商业报刊也甘冒时忌，不时刊登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著作的广告。数年之间，“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树立起唯一方法论的地位。国民党人陶希圣发现“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放入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中，竟然毫无障碍”，蒋介石在多种场合也反复阐述“反帝”。

——摘编自张文涛《一九二七年后社会科学运动与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立》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总数不足万人，且主要是随引进设备而来，即是间接引进专家。1983年，中央成立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领导小组，国家拨专款用于引进人才。

虽然间接引进境外专家数量仍占来中国大陆工作专家的多数，但其比例逐渐下降，直接引进专家的比例呈上升趋势。选派工商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出国培训是明显的变化。1993年起，党政干部出国（境）培训人数逐渐增多，最初学习领域集中在经济管理，后来拓展到政府管理，再到社会管理。

——摘编自华鸣《解放思想与引进国外智力》

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初，民生凋零、土地荒芜。为此，唐朝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各级官吏都可能因户口脱漏而被追责。地方官辖区内婚姻及户口增多者，予以嘉奖晋升，反之予以惩戒。《唐律》特别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一分答三十。”政府还不断缩短成丁为国家服役的年限。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政府较好地实现了土地与劳动力的紧密结合，结果“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关中地区久有“天府之国”的称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中之地“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需通过隋唐运河调运各地粮食入关中。安史之乱后，从关中至整个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同时为征讨藩镇，唐朝军队扩张到了“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的地步。这又导致了大量人民逃亡、匿户的频繁发生，朝廷只得将供应军粮的任务转向地方。“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本路自供。”黄巢起义平定后，朝廷与淮南节度使闹翻。东南地区基本处于独立状态，朝廷就只能靠着关中的赋税苟延残喘。907年，唐亡。

——摘编自李维才《唐朝粮食若干研究》等

材料二   

——据杜佑《通典》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