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董仲舒（公元前198—前106年），西汉广川郡（今河北枣强县人）。他是西汉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法学家，其“以礼入法”思想对中华法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据此的相关断狱案例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例如：甲没有儿子，拣了个弃婴，作为养子乙。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要受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

——据马勇《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等

材料二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是指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战国后期仅剩下七雄与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此后，认为自己继承了华夏文明正统的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再往后直至现代，基本都沿用“中国”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改编自葛剑雄《“中国”名称的由来及“北京”称谓的变迁》

材料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哲学。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治宋学必始于唐。”其发展和嬗变与唐末宋初的政治经济变革、禅宗的盛行是分不开的。它的正式诞生是在北宋中期，在产生初期屡被排斥，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它的“价值”被统治阶级认识和采纳，逐渐受到尊崇，直至被确立为统治哲学。

——改编自孙伟民《宋明理学成因的多维探析》

材料三：在明清鼎革之际，思想界开始对传统文明进行全面的反省，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在理论上被批判地终结，在学术上蜕变成新学说。由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承续并扬弃了早期启蒙思潮的传统，将中国思想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一：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商品经济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在一些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品，本来不具备商品的性质，通过人们的生产、加工、贩运，最终都变成了商品；各诸侯国的都城和郡县的治所因大都处于水陆交通要冲而往往成为工商业者云集和各种商品的集散地，进而发展成为商业都会；“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代表人物如白圭、程郑、卓氏等等。

——摘编自周金华《试论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材料二：西晋末年，战争、瘟疫、蝗灾、饥馑接踵而至，西晋王朝疲于奔命。及惠帝之后，政权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这些移民的到来为荆州成为上流雄镇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荆州“据上流，握强兵”的重要性。……移民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农业开发，江南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瘴疠之地，实已发展为瓜果飘香，良田美池的富有之地，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大批移民流落江南，发展农业，提高江南经济文化水平，为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