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①这是原始民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②成为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

③这种方式保障了政治的和平稳定       ④沦为以天命德运说掩盖权利争夺的工具

材料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进行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新航路的发现，对于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新航路发现以后，世界上原来互相隔绝的地区沟通起来，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扩大了。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意味着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洲特产传播到欧亚大陆，美洲许多农产品是欧亚非诸国人民从未见过的。由于美洲及新航路的发现，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里斯本、塞维尔等城市。稍后，北海两岸的港口更是后来居上，愈来愈占有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新航路开的另一个经济后果便是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二   文艺复兴，从表面上看是欧洲思想文化界人士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运动……但是，文艺复兴并非对于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简单模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三   每一个基督教徒，只要感觉到自己真诚悔罪，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到救罪或全部免罚。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士、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马丁·路德

材料一   清末民初为中国由糖品出口大国变为糖品进口大国的转折时期。太古集团在亚洲市场上采取了一切可行的广告载体，投放糖品广告，形成品牌口碑，借此构建受众对其洋糖的消费认识。在手工制糖的工作环境中，人畜杂处、覆土法压制糖品，相对而言，机制制糖工厂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前者，故而，强调卫生观念既成为太古推销精制糖品的一种噱头，也成功抓住了掌握仅有的卫生知识的近代消费者的心理，进而形塑了以健康为导向的消费认同。1929年初，太古车糖公司的罐装糖浆外包装广告为“金黄糖浆”图，上有醒目的“太古”牌标志，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太极”，其中文说明为“此糖浆香港太古糖局所制造，货色完全清洁，毫无杂质，将之作为食品，不独清甜可口，更兼令身体强壮也”。

——摘编自赵国壮《“精洁化”：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

材料二   凭借其气候、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优势，巴西成为世界重要的食糖主产国和出口国。巴西甘蔗制糖业经历了16—17世纪的“甘蔗周期”、19世纪的政治动荡期、20世纪的波动发展期。1971年巴西制订甘蔗糖业改良计划，对糖业生产计划、产品价格、贷款贴息和出口补贴及配额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糖业得到迅速发展。1975年巴西政府实施国家乙醇计划，对糖厂产品进行多样化处理。1979年，石油危机爆发，以含水乙醇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得到普及。1984年乙醇动力汽车占据94.4%的巴西市场份额。

——摘编自刘晓雪等《巴西蔗糖产业与政策的发展演变——基于1961—2012年的数据》

材料一   宋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世界级的商港，其贸易范围之广、商业发展之盛、经济作用之重，大大超过前代。雍熙四年（987 年），宋太宗派遣内侍持救书和金帛“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宋代广州，子城为三城核心，官街区以经略安抚使司为中心，居于北部，朝南而治；而番禺县署和许多官员住宅却安排在东城，将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大片南部子城区域让位于商业区。宋代广州形成了内外八港、城外三豪、城内六脉的水系格局，基本确立了广州港口城市的空间形态。广州的商业街市依托于大大小小的水道，形成以东豪、西豪和南豪为骨架，以珠三角细密水网为毛细血管的分布形态。随着对外贸易和海洋开发的日趋活跃，海神崇拜越来越流行，广州的真武大帝信仰、普陀山的观音信仰、湄洲岛的天后信仰，都是在宋朝兴起和盛行的。

——摘编自孙振亚《商业贸易影响下宋代广州城市风貌特征》

材料二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广州城市的近代化也在这一阶段全面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仅机器制造、火柴、橡胶、机器修理、纺织针织几个门类，1914-1921 年间新办的企业就有 20 多家。1898年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广州开设分行。民国建立后，城乡分治和实行地方议会政治的呼声更加强烈，政府层面的酝酿筹划也一直在进行之中。到20 年代初，州已有各类新式学校 270所，据不完全统计， “民国初年，仅广州市就有书局约102家”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对城市规划和建设更加重视，决定实施近代广州第一个大的市政建设工程。与此同时，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城市中的活动和影响力也明显增强，这一时期出现的众多新式社团、政党、学会、研究会、讲习所之类的组织，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活跃之地。

——摘编自赵春晨《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