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①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       ②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③促进边疆的开发管理       ④贯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材料   自古以来，海洋一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彼此之间物质与文化的交往，很多都是借助海洋进行的。无数历史事件证明，人们了解、掌握并利用了海洋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变化规律，不断丰富和创造出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从而使自己的活动在历史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选择中外历史上一次与海洋相关的重要历史活动，自拟标题，综合运用多学科内容，就此次活动的目的、背景条件、采用的技术手段和历史意义，加以说明。（要求：标题与海洋活动相关，具体清楚；内容完整，以历史学科为主，联系其他学科内容；观点正确，条理清晰。）

材料一   15至17世纪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由农本经济向重商主义市场经济转折时期……中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基督教会利用自己的收入，通过修道院与慈善组织，以提供衣食住的方式发挥救济穷人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救济职能……“宗教改革后绝对君主制的兴起，使原来主要由教会等承担的各种救济和社会福利等慈善事业，不可避免地向政府转移，这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种趋势。”

——雍正江姜守明《从教会到国家：15-17世纪英国社会救助主体的变迁

——以农民的地域流动与福利风险演变为视角》

材料二   近代中国，传统官办慈善事业日渐式微，民间力量在社会救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民间自发集结场所的神坛庙宇，自然负有施济周边灾贫的职责，此亦古已有之现象。同时，近代潮汕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剧烈，以致百姓难有安生……于是，借鬼神之力襄灾驱邪、赈济饥贫，便成为一件正常且迫切的事情。……据统计，1860年到1949年，经汕头港移民东南亚的人数达到140万，多数是潮汕人。其中能富甲一方或声名卓著者无疑是少数，未及实现理想便长眠异国者大有人在，身处底层亟待救济者更随处可见。这样一来，不仅亡者需超度往生，生者亦期盼神明庇佑。无论救生葬死，都离不开宗教仪式及活动。

——李华文《宗教与慈善：近代潮人慈善事业的案例》

材料   中世纪末，随着商业的复兴，集市的性质逐渐发生改变，其不再是短暂的商人聚会的场所，一些大型集市开始向长期的、固定的、综合的交易所转变，尤其是大型集市。这不仅体现了集市交易量的增多和水平的提高，更为其周围地区间加强经济联系和国际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法国香槟集市在14世纪走向衰落，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意大利商人开始在靠近法国北部边界的勃艮第公爵领地下的布鲁日建立起固定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除了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其他主要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伦敦等也陆续建起了多功能的商品交易所……14世纪末，尼德兰南部地区的集市取代香槟集市成为连接地中海和北海地区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尼德兰集市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其商品种类丰富。呢绒和布匹是最重要的商品，还有羊毛、染料（明矾）粉笔、西班牙绿、香料、药用产品、香水、香精、油脂、蜡、金属和酒等。

——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末西欧集市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材料   在“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中，“庄园”和“村庄”是平行共存的两种成分，“混合共同体”是对这一组合的定性。实际上，封建制下的庄园并未吞并久已存在的村社，二者没有一体化，也没有完全各行其是，而是有妥协、有抗争，形成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是乡村双重结构的基础，也是西欧乡村组织的历史特征……双重结构下的乡村组织是一个混合共同体。……因此在近代村庄共同体没有随庄园解体而消失，而是很快从混合共同体中剥离出来，与教会的堂区一类组织合作，继续在西欧乡村生活中发挥作用。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双重结构论》

在历史的学习中，有不少类似“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内容，比如法治与德治、里甲制与宗族、科举与恩荫、王权与教权、庄园与教会等。请结合所学知识，以“……存在‘……——……混合共同体’”为题（如西欧中世纪存在“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题目选择具有与材料中混合共同体类似关系，论述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按照荀子所说人性皆恶，并提出了通过教化的方式使“恶”成“善”，但并没有普及到整个国家各个阶级的所有百姓。当然荀子所指教化的内涵并不单纯指这六艺，但贵族与平民大众之间所受教化质量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他也承认了这种差异，于是《性恶》篇曰：“是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这样的概念，最终能够成圣的圣人往往本身就是能够接受六艺等高级教化的贵族……圣人与普通大众有差异是因为“伪”的差异，这种差异自然是因为所受礼义教化的环境以及质量的不同而导致的。这种方式从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这也说明荀子提出的通过礼义教化来解决性恶的方式本身就具有局限性。

——胡鐾潇《教化与法治——从“性恶论”中看儒家到法家的嬗变》

材料二   与西方社会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传统更加重视法律的教化作用，伯尔曼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社会在法律上人的性质上的差异性。具体言之，西方国家法律所预设的“人”是一个“理性而又谨慎的人”，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预设的“人”则被认为是集体中的一员，一个应由法律来指引、教导和规训的“青年”。伯尔曼这一论述只是现象层面的说明，忽略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本质差别。西方国家法律蕴含的是一种“低平但稳固”的人性观，人被简化为追逐自己利益的个体。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预设的人则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组成部分的道德能动者，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现实中的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符合这一预设，而法律就是诸多社会教化（或者说心灵的社会化）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陈亚飞《法律的教化性——从“法律信仰”论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