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①“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 断理冤狱， 以六条问事。”

②“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

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④“廉访使，天子执法之臣也……天子执法臣得一人焉，胜百什守令。”

材料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迁徙汇聚，交流互补，冲突交融，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各民族之间既有和睦相处，也有矛盾冲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秦汉时期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大迁徙、大交融；隋唐时期，各民族在大一统条件下大交融、大发展。

——节选自选择性必修1（2020年7月版61页）

根据材料，结合史实，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中任选其一，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一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秦朝时期修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道路，它们在功能、地理位置上各有不同。驰道是秦朝以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大道，主要用于统治管理全国各郡县传递政令文书、反馈信息以及调兵遣将和粮草运输，驰道的路面宽度要求为50步。直道则是秦始皇命令大将蒙恬修筑的一条从咸阳经过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上椰（今陕西北部）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的军用道路。直道主要用于军事目的，预防匈奴的侵略和骚扰，路面宽度要求也为50步。五尺道是秦在西南崎岖山区修建的重要通道，起于四川宜宾，终点为云南曲靖，因路宽五尺，故名五尺道。见《秦朝道路示意图》

材料二   隋唐的水道，合能通舟楫与不能通舟楫者，总计之，凡三亿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九。若渭洛汾济漳淇淮汉，皆亘达方域，通济舳舻，从有之无，利于生人者也。然江河渭洛汾济漳淇淮汉，是天然的水道，不能表示隋唐人对于水道交通之最大的努力；同时，又几乎全是自西而东的水道，也不能在南北的沟通上，发挥作用。隋唐人开凿及使用的大运河，独能具备这两种条件，所以运河在隋唐水道交通上的地位，比江河等水道要居较高的地位。隋唐时的域外交通很发达，尤以唐中叶为盛，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守走集，……尤其是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以及广州通海夷道，路线最远。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材料三   轮船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人类社会的沟通网络，并且改变了地面景观，为了便利轮船航运，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也在19世纪被挖掘。海路交通兴起之后，沿着航线出现了一大批沿海城市，如马赛、的里雅斯特、纽约、新奥尔良、蒙特利尔、亚丁、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上海、香港。达尔文将这种港口城市称作“轮船全球化”的产物，它们作为枢纽组成了一张遍布世界的网络，通过轮船将腹地与世界紧紧相连。这些城市不仅运输资源和人员，更是有助于帝国渗入腹地的窗口。

——朱明《全球视野下水陆交通变迁》

材料一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前，教廷不仅在精神而且在某些世俗事务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欧洲君主不得不长期与教会分享权力，且接受教廷频频“行废立之事”。但是在和会之后，从法律上讲，欧洲君主成为其领土内的最高主宰，不承认他们之上的任何世俗的权威。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几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摘编自【美】皮特•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材料二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几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权独立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势力均衡原则。当代的国际秩序，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前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没有在欧洲消灭战争。众所周知，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其策源地和最重要的战场，也都在欧洲。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又确实是为和平而设立的，且也许是现实条件下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模式。一战和二战的发生，本质上是新兴强权挑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而触发了作为体系基石原则之一的均势原则，引发其他国家对挑战者的集体遏制。

——王江雨《国际秩序，走不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的意义，并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几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评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秦汉时，乡官制基本确立，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由乡、亭、里构成，“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官制度转变为职役制，乡里制或乡团里制也由保甲制所取代，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掌控于户长、里正、耆长之手。明至清，基层由里甲制发展为保甲，“保”“甲”地位日益隆升，导致基层社会的自然状态由此丧失，基层社会权力任凭官吏驱使，已沦为“皇权”的附庸。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康熙皇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可谓清代乡约的“基本法”，清代乡约几乎都是在“圣谕十六条”这一基本纲领之上展开运行的。清徐飏廷续修、徐介续纂的《长子县志·乡约》记载该县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颁行“圣谕十六条”的事迹并介绍了该县的乡约推行情况：“乡约所二，东在崔公庙，西在能仁寺，以月朔望之第二日分东西递讲，其日知县率师生僚属齐集，设皇帝圣谕牌，行三跪九叩头。礼毕，执事者供讲案，鸣钟鼓。”

——摘编自朱仕金《乡约与清代基层社会法律秩序研究——以乡约所建置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