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二：

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2016年1月）

材料：

图一《考工记》中的宫城规划示意图

图二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平面图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文明史》

材料：何以中国？这看似宏大的命题，却为一代代青少年反复追问。从家门到校门，从迈向社会到走向世界，这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需要回答的“成长课题”。

——摘编自史宏波、黑波《近代以来“新中国”名词的历史考察》

从材料中任选一个或多个角度，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随着世界规模的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的劳动分工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美洲和东欧（包括西伯利亚）生产原料品，非洲提供劳动力（奴隶），亚洲提供奢侈品，而西欧则在指挥着这些全球性的贸易，并且越来越集中力量于工业生产……1771年，理查德·阿克莱特的第一个纺织厂便是在德比郡溪流旁的水力工厂，其生产过程经常会受到季节性水量变化的影响。1784年，瓦特虽然开发出了复动旋转式蒸汽机，但仍体积巨大，效率低下。曼彻斯特市区第一座以蒸汽为动力的纺织工厂只好推迟落成，据W·查罗娜指出，这个工厂实际开工已经是1789年5月的事了。

工业革命期间的纺织工厂车间

——摘编自近藤和彦《英国史10讲》

材料二：对于工业化的历史分期，学者们历来众说纷纭。比利时雅克·斯佩伊博士主张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将工业革命阶段称为工业化第一阶段，将电气化阶段称作工业化第二阶段。将工业化第一阶段前的手工工业时期称为工业化前阶段，将工业化第二阶段以后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阶段称为工业化后阶段。苏联斯·阿·海因曼以工业的机器体系为中心，把工业革命时期称作机器体系的建立时期，把电气化时期称作机器体系的进一步扩大时期，把现代科技革命时期称作机器体系的自动化时期。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认为，生产力的第一次革命是1540～1640年，第二次革命是1760～1860年的伟大的工业革命，第三次革命是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的电气技术革命，第四次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中国学者韩毅则作了如下划分：工业现代化的起步与第一次跃进——工业革命，工业现代化的第二次跃进高潮——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现代化的徘徊——世界大战与危机年代，工业现代化的第三次跃进——战后五、六十年代工业的高速增长，工业现代化的困境——七、八十年代工业的停滞与复苏。

——摘编自文暖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分期问题当议》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