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10—11世纪，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两大贸易区一带出现了新兴城市。从人口数量上看，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从市民构成上看，最初的市民多是商人与手艺人一身二任：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免受先前领主的追捕，“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所以它被人称为是一个自由天地”。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市长作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由市民推选，而且一任只能一年：其他重要官员也由全体市民或市民代表推选。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这些自治城市成为了欧洲近代政治文明的一块试验田，成了近代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文明所效仿的样板。

    ——摘编自刘景华《自治城市：欧洲政治文明试验田》

材料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50年，埃及服饰的发展相对稳定。一般来说，埃及人会穿一种短裙申提（最初仅供法老穿用），这种服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限上层阶级穿用。服饰的布料多采用亚麻纤维，由于亚麻织物凉爽、轻便，适合埃及的气侯。各神殿中的祭司浮雕形象在或长或短的身体外面常穿一件三角形或金字塔形的国裙；伊西斯神殿中的托勒密二世浮雕头裁王冠，王冠的圆柱形基座后部向上延伸，托起了两个花冠，红色花冠代表下埃及，上部的白色花冠代表上埃及，基座和两个花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王冠的整体。

——摘自梅利莎·利文顿编著，宋炀译《世界服饰史图典·古代到19世纪的时尚》

材料二15世纪以来，服饰时尚的领导者集中在日益辉煌的欧洲宫廷，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寻国。欧洲男性服饰凸显肌肉发达、肩膀宽大，女性服饰呈现丰胸、细腰、矮小、圆臀特点，这种造型观念是基于人体解剖学制衣的理念，摆脱了哥特的直线型风格。男女服饰面料都比较豪华，女士往往还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欧洲人对服装的迷恋还体现在服装类书籍的发展之中，仅1560年至1601年间，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德国就出版了十几本服装类书籍，这些书籍是木版画作品集和雕版印刷品，其中有很 欧洲的服饰，也有一些涉及近东，非洲甚至新大陆地区的服装。

——摘编自黄士龙《中西服饰史》

材料  “祖国—母亲”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下表为中外各国关于“祖国—母亲”的经典表达。

——据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等整理

阅读材料，从中提取相关信息，拟定一个观点并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正确，持论有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在唐朝的国家机构中，有不少部门参与到科技管理之中，少府监、将作监、都水 

监、铸钱监等掌管各种手工业和水利工程的部门，集中了各种专门人才和大量的优秀工匠。在人才选拔中，唐代设置了“明算”一科，与明经、进士等科目并列。据记载，唐代共有 32 人因发明受到奖励，如李淳风发明了浑天仪，太宗加授其为承务郎。总之唐代科技成就是辉煌的， 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王颜《唐代的科技与世界》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1949 

年 11 月，党中央组建中国科学院，承担全国科技事业管理工作。通过构建计划引领、统筹分配、组织动员，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我国建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体制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任务，我国实现了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跃升。中共十四大后，运用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摘编自唐亚林、郝文强《新型举国体制：历史演变、时代特征与模式构建》等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