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政治现代化指政治民主化过程，主要内容是为国家提供群众支持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以及促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制度的建立。

根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示意图，从材料中选取与之相关联的两个历史事件，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关系及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进行合理的阐释。(要求：价值观正确，阐释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成文。)

材料一  1853年美国一家工厂制订的工人每日时刻表及译文（局部）

材料二  欧美国家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历程表

——摘编自徐晓飞《十九世纪西方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艰苦历程》

材料一  传统中国人大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原则不断向外推延，由此扩展成一个“个体一家族一国家一天下”的同心圆结构。在这个同心圆中，家族是按照血缘和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则是不同家族的联结，天下又是国家的扩展……无论家国还是家天下，都与儒家所倡导的家族伦理存在至为密切的关系。 

——摘编自朱其永《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诸多仁人志士秉承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开始吸纳与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关要素。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的“一盘散沙”状态。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仁人志士对近代国人的价值观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国破家残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并无一党一派能够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 

——摘编自《形态·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透视》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变迁，唤醒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原来以集权为特征的权力价值和以领袖魅力为特征的人治(德治)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冲击，并逐渐被民主制度和法理权威所解构和取代。 

——摘编自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的建构》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本土货币已深渐向其他区域流通，如以赵国为代表的布币使用区域、以楚国为代表的传统蚁鼻钱使用区域，均出现了齐国刀币的大量流通。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秦国铸造了不同于中原各国货币形态的圜钱后，东方各国相继出现仿铸现象。魏国迁都大梁后，为了适应与楚国部分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需要，也铸造了以楚国寽为单位的布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摘编自王晓博《从货币角度看战国时期商品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材料一 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既塑造出中华民族辉煌的陆地文明，也孕育了悠久的海洋文明。尽管在文明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内陆理念逐渐确立了在国家战略中的主流位置，但是不能以此判断中国对海洋无欲无求，也不能因而忽略昔日尤其是汉唐宋明的“海洋强国”地位。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直至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从而发生了海洋经略的历史“断档”，这在经济基础、政治安全与文化传统等层面都存在着特殊性逻辑。

——摘编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

材料二 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一个国家，它若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建立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军事力量，拥有适当位置的殖民地是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成功的殖民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一个完全与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政策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英国较少在陆上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努力成为海上霸主，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确保国家的胜利。

——摘编自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

材料一  南宋思想家叶适对理学的批判，首先是针对理学家大肆宣扬的“道统说”展开的。按照程朱理学的“道统说”，“道”之传递，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至孔子，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而再传孟轲，至宋代又为二程和朱熹相继承接。叶适对尧至孔子的道统传递并无异议，但对孔子之后的传递系统，他认为这明显属于杜撰。在此基础上，叶适进一步剖析理学的思想来源，揭示其“中国之学”和“夷狄之学”相混杂的内在本质。叶适认为，理学尤其是程朱之学实际上并不是源于尧、舜、子思之道，而是发挥孟子的“新说奇论”，再掺之以佛学和老庄之学部分内容的产物。其结果是“道之本统晦矣”。

——陈国灿《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材料二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还十分注意把中国儒家经典传到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如1593年，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1626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刻印。入清以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和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将《大学》译成拉丁文，称之为《中国之智慧》。随之，殷铎泽又译《中庸》，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