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臣愚以为使者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其中要求地方郡国每年推举二人。

材料二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或以货贿自通，或以计协登进。……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慢主惘时，实为乱源。

材料三   此种制度较广泛地向地方各阶层的地主们打开了通过考试入仕的途径。因而各地地主特别是过去的寒门，商人地主等……也取得了高官厚禄，参与政权。

材料   北魏太和年间关于迁都问题的大讨论

——摘编自崔明德、佟宝锁《“怀土”与“变俗”：北魏太和年间关于迁都问题的大讨论》

材料一 到了宋代，传统的世家大族不复存在，他们承担的代表朝廷维持地方的职能落空。面对民间社会的日益平民化和孤立、碎片化，北宋吕大钧兄弟以士大夫的强烈责任感，希望用儒学的道德纽带改变这种状态。熙宁九年(1076)，吕氏兄弟率先在关中创建《吕氏乡约》，建立起中国最早的成文的乡村自治制度。《吕氏乡约》和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隐隐对立，与其最大的不同是实行以礼教为依据的道德约束。吕氏兄弟认为邻里乡党犹如“身有手足，家有兄弟"，主张“以礼化俗”“患难相恤”，尽力将礼贯穿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了王安石保甲法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摘编自李建国《<吕氏乡约>产生的历史条件》

材料二 明洪武三十一年， 朱元璋颁行《教民榜文》，要求人民读大诰三编明法制，宣讲反联吕氏乡约观念的圣谕六言也列入其中。《教民榜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教化，可以视为明朝乡约制度初立。正德年间，王阳明巡抚南赣，鉴于当地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的现实，他实行十家牌法，形成保甲制，并综合《圣谕六言》和《吕氏乡约》制订《南赣乡约》。他在篇首指出，“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氏，“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共成仁厚之俗”。乡约、保甲相结合成为王阳明乡村治理的主要措施，并在明朝中期的地方行政实践中取得成功。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全国推行乡约，形成了通过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统治特色。

——摘编自常建华《乡约的推行与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

材料   北宋境内10万户以上的城市，神宗时有40多座，徽宗时增至50多座，而唐代仅十余座。户数在20万以上的城市有开封、京兆府、临安等6座，其中开封和临安的人口皆在百万以上。此外，星罗棋布的镇和草市对城市化进程及区域性地方市场网络的形成，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传统政治性城市的工商业成分不断增长，成都、苏州等城市逐步成长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同时以纺织、冶金、盐业等为主业的一些生产型工商业城市先后崛起。伴随城市功能的变化，其建制与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风貌，坊、市界限被彻底打破。

在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化加速的互动过程中，生产、生活资料急速涌入市场，商品经济的规模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使政府的商税收入得以大幅增长，约占政府货币总收入的1/5。随着城市的发展，顺应市民阶层精神生活需要的民间通俗文艺也迅速崛起，大放异彩。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   公元554年，宇文泰掌握了西魏政权，面对当时三国鼎立的局势，西魏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显得相对薄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宇文泰仿服前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官制改革是核心之一。他命汉族士人苏绰、卢辩依据《周礼》设立了六官，并明确了各个官职的职责与权力。宇文泰还推行了一系列配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如颁布“六条诏书”，包括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内容。这些改革提升了西魏的治理能力，同时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拥护和归向，从而支撑起胡汉一体化的隋唐政权。

——商编自赵帅淇《经说与现实之间：西魏官制的改革历程》等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为文化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剧烈的社会大变动，拥有不同背景、来自不同阶层和集团的知识分子，代表各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各国新兴的统治者，出于自身统治的利益需要，礼贤下士，延揽人才，寻找治国之策和思想上的代言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奠定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思想根基，影响了后世文化演进历程中众多观念的形成与定型。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