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临安府（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宋金战争中，北方人大量南迁，其中不少士民和商贾都集中到杭州，使杭州的人口大增。杭州市场上的各种商品，都来自其他地区，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杭州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即无虚空之屋”。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而且“万物所聚”，交易量很大，珠子市的买卖“动以万数”，尤其兴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表可以用于佐证（     ）

材料   法律现代化有国际化的一面，但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其法律发展的道路、模式等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法律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一种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的现象”。“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其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但是其形式和布局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统”。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外生型法律现代化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一条移植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法律发展之路。但“不考虑社会背景、不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仅仅从需要或抽象的‘正义’出发的法律移植都失败了”。

——摘编自曾绍东《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研究：以后苏区时代的赣南为中心（1939～1949）》

运用所学知识，围绕“法律现代化”，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逻辑严密；史论结合。）

材料一 1853年，英国财政大臣格雷斯顿委托斯坦福·诺斯科特和查理·屈威廉爵士就英国文官情况进行全面调研，次年两人提交了《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该报告痛陈了当时政府官吏制度的痼疾，对文官的考试、提升、分级等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议，确立了四项重要原则：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功绩制晋升；文官分类；建立各部统一的文官制度，文官实行统一标准。这奠定了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基础。1855年，格莱斯顿内阁以枢密院名义颁布了依据上述报告拟定的关于建立文官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

——摘编自姚晨芳《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材料二   1964年英国大选，在野多年的工党获胜。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任命富尔顿勋爵担任文官事务委员会主席，研究现有文官制度内部机制、录用和管理系统。后该委员会发表了相关的调查报告《富尔顿报告》，指出传统文官制度“仍以19世纪哲学为基础，却面临20世纪下半叶任务”，因而强调要专业化；实行更加开放性结构，打破森严的封闭等级秩序，使各级人员成为一个整体；设置文官学院进行专门技术培训；设立文官事务部，增加文官制度的独立性；放宽有关保密的规定，并使行政程序更加公开。富尔顿主张在短期内彻底改变英国文官制度的性质，但其改革建议仅被部分执行。1981年，撒切尔政府下令废除文官部，富尔顿改革失败。

——摘编自温艳洁《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美文官制度改革比较及其启示》

材料一   秦朝时，尚书是九卿中少府的属官，分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主要职掌殿内传达诏令、收发文书之事，职低位卑。汉武帝以宦者典尚书事，始置中书谒者令，原属丞相的部分权力转移至尚书门下。成帝扩大尚书机构，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以士人为之，掌宫廷事务。尚书令与尚书仆射之下置尚书四人，分曹理事，主公卿事、二千石事、吏民上书事、少数民族和外国事。东汉时，尚书令秩千石，尚书仆射秩六百石，尚书台“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则尚书之职，稍以疏远。至梁、陈，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已。”唐朝时“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

——摘编自郝松枝《汉唐时期尚书省的演变》

材料二   君主通过把自己身边的侍从等近官不断地外派与补吏来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而又担心外派的近官坐大，故不断派出新的近官取代他们，这样一批批近官退居闲曹，逐渐偏离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宰相机构的变迁，便呈现为一种波纹式的循环。

——摘编自柴国华《中国古代君相矛盾演变历程的理想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