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希波战争后，雅典实力的增长和蛮横，激起了其他城邦的反抗。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导致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公元前427年，雅典爆发了大瘟疫，民主制“黄金时代”的领袖人物——伯里克利—死在这场瘟疫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信服的领袖，为了争夺领导者的地位，巧舌如簧的政治家、阴谋家们纷纷登场，极力讨好城邦的公民，雅典城邦又回到了党争的老路上，逐渐走向衰落。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

材料二   对于“黄金时代”（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的政治制度，伯里克利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一编）》

材料一   马丁·路德自始至终坚持《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由此他提出“国家”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帝的国”，另一类被称为“世界的国”（区别于“上帝的国”）。“世界的国”的组成人员就是所有的非基督徒（非发自内心信仰基督教的人），世俗的君主或国王是他们的统酒青；管理他们的被称为“俗世的政府”。略德认为上帝设立世俗政府的目的在于：维护秩序，惩罚邪恶。那些不信上帝话语的人，或说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人必须接受世俗政权的统治：并要受到刀剑的支配，从而实现对自然之律（法律）的维护。

——摘编自黄金斌《管窥马丁·路德“两个国度”思想之主要内容及相互关系》

材料二   宗教改革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使欧洲陷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动荡。宗教战争不仅包括战场上的军事武装冲突，还包括破坏圣像，迫害民众、发动暴乱等各种形式的暴力。

1531年到1556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支持路德新教的德意志诸侯们发生拉锯战，直到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签署才使得德意志地区的局势相对缓和。1562—1629年，法国共发生了9场宗教战争⋯⋯161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其惨绝人寰的程度超过了中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三十年战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下简称“和约”）的签署中终结，这场战争在历史阶段划分上结束了宗教改革运动。有不少人认为和约意味着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确立，而德意志的民族历史学家倾向于从帝国“分裂”的角度对其作负面的评价。

——摘编自叶盛《现代世纪的开场——纪念宗教改革运动500周年》

材料三   “教随国定”原则，最早见于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教随国定”相关条款的规定，意味着德国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诸侯（国的君主）信什么，其臣民也就跟着信什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教随国定”成为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项条款，在国家观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徐坚《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变》

材料一   由于春秋战国领主制的崩溃和诸子共同继承为特征的宗法制，土地所有、民众领属和行政治理合而为一的领主制形态瓦解，贵族政治随之丧失了其主要基础。相应地，土地领主所有让渡于自由买卖的自耕农和地主租佃制，民众领属让渡于皇帝中央集权国家，行政治理让渡于君主专制下的职业官僚，土地所有、民众领属和行政治理三者发生了分离。

——摘编自李治安《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

材料二   选官制度中的才学标准，并非在短时间内能够被完全贯彻，门第也不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成熟，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才学选官的原则。才学取代门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尽管科举制在唐代出现了曲折，考试原则却被深入地贯彻到选官制度的各个环节中，官学生徒参试、门荫及斋郎品子出身，甚至胥吏出职等都要经过考试。从这一方面来说，唐宋社会应是大体一致的，并与此前的贵族社会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摘编自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材料

根据材料，围绕“中国古代基层组织与社会治理”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格劳秀斯致力于解决的个人基本权利、战争与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均是国际法、国际关系学科中永恒的聚焦点。格劳秀斯认为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法律地位，都平等地享有财产权、获葬权、宗教信仰权等基本权利。他主张以正义和法律约束国际社会行为，如战争、人道主义援助、自由航行与贸易等。他强调自然法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约束力，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自然法的权威逐渐转让给国际法，国际法成为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担负起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使命。可以说，格劳秀斯在论述国际法思想时，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世界主义思想体系，奠定了他在世界主义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

——摘编自李林《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思想及其世界主义价值》

材料二   二战后，国际法有了明显的新发展。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参加了原来成立的国际组织，而且还设立了许多经济方面的区域合作机构。同时，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及行政机构有增无减。《联合国宪章》不但禁止战争，而且以普遍禁止使用武力为原则。这就使一切武装干涉、进攻、占领或武力封锁以及以此相威胁的行为，都成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国际法院的设立及其运作凸显国际司法制度的发展。国际法新分支大量产生，如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发展法、国际能源法、国际刑法等。

——摘编自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政府之外的团体，是否可以联合起来以达到参政的目的，一直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在帝制时期，党派和小集团对政府工作通常被认为是有害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邪恶的。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党”字上。清朝被推翻后，党禁也被解除，被压制了数个世纪的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在民国刚建立的头数月里，一下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在名义上都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二   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开始，至1916年护法运动结束、国会重开这段时期，是民初政党政治活跃时期，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然而，孕育于新旧交替之际的政党政治却犹如昙花一现般亡不旋踵，政党政治在民国政治中的地位由举足轻重到栋榱崩折，这场悲情谢幕是激进党和保守党同袁世凯势力联合、决裂的过程，也是民主与专制、共和与帝制两种力量角逐的过程。

——摘编自山明《浅析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原因及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