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问一（主持人）：当前世界面临“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的重大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12年。如何理解其时代价值？

答（嘉宾）：人类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团结共存。该理念回答了“建设什么世界、如何建设”的根本问题。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精神深度契合，其序言写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反对因文化隔阂引发战争。

问二：从国际关系演变看，该理念如何继承发展历史原则？

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放眼全球的国际视野，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限于调整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区域法”特性，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基本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并对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权、人权、民主、自由等原则进行了合理化改造与时代化创新，融入了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因而兼具传承过往的延续性与面向未来的先进性。

问三：中国为践行理念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答：三大倡议是理念的维度展开；全球发展倡议整合合作，全球安全倡议塑造安全心态，全球文明倡议奠定文明基础，三者辩证统一。

问四：三大倡议如何具体推动理念实践？

答：全球发展倡议呼应联合国2030议程，中国脱贫成就证明发展中国家可复制此路；全球安全倡议则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对话。发展、安全和文明，涵盖了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三大倡议指明构建共同体的具体方向，回答“从哪着手”等普遍性问题。

问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实践平台有何意义？

答：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比较，称二者源于同一个愿景——全球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路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愿景一致，被联合国认可为深化“互联互通”的关键路径。

问六：请举例说明其现实价值。

答：比雷埃夫斯港、佩列沙茨大桥、中欧班列等项目证明理念并非空谈。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如命运共同体地图上的新道路，打破西方主导模式，激活“落差动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

问七：………

答：

问八：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辩证联系？

答：少数国家的当政者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因此，只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层面真正落实到国际社会的日常运行之中。新型国际关系是共同体的前提路径，抵制旧殖民思维与冷战零和博弈，强化实践法理基础。

问九：为何当前亟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答：美国在霸权与孤立间摇摆带来动荡。区域冲突可能全球蔓延，需各国相互尊重、公平合作。局部不稳定与二战后的治理缺陷相关，新型关系保障和平协同发展。

问十：如何看待文明交流互鉴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答：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行天下大道、谋世界大同，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024年6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的作用，文明对话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如丝绸之路证明：文化因包容而强大，这正是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问十一：当前文明对话面临何种挑战？

答：“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中国强调“和而不同”才是文明发展规律，交流互鉴是和平基石。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以微观表现在当人们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时候，意识到如何更好地去表达自己，同时尽可能去理解对方。这其实是人文的精髓。我们应更加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在差异的前提下建立起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并取得共识。当今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愈益显现，文明对话不是国际关系的副产品，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促进创造，更新理念和共享知识的不竭动力。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和平，是一种真正的和平。这也正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之一。文明对话需在尊重差异中建立共识，此为真正和平的价值基础。

问十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共同体提供何种支撑？

答：共同价值是理念大厦的根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西方强推“普世价值”加剧分裂对比鲜明。

问十三：如何理解共同价值的形成？

答：近代共性价值观传播，现代人类价值共识渐成。中国强调共同价值是对“不担责”指责的有力回应。和平、发展等价值相辅相成，经历史检验，是治理的伦理基础。

问十四：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五个世界”总目标，“五个世界”指什么？

答：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建设“五个世界”，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   ①   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   ②   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   ③   的世界。”

问十五：“五个世界”如何与三大倡议呼应？

答：五者内在关联，需对话合作实现，摒弃零和博弈。合作共赢对互联互通的世界至关重要。三大倡议与“五个世界”一脉相承，是对理念的具体阐述。

问十六：如何理解“五个世界”的历史意义？

答：它是对“五位一体”框架的升华，锚定人类未来目标，为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提供遵循。

——摘编自《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访谈录）》

真正的自律，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心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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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流量经济下诞生了不少诸如为高校学子提供深夜加餐服务的“鹅腿阿姨”、凭借善良心意走红的“拉面哥”、将排队等待变成快乐社交的“鸡排哥”等小摊主。在网友眼中，他们是带来温情体验的“烟火主理人”。这些将个人特质与品牌深度绑定的创业者，除了整日与烟火气打交道，还在“理”什么？街边一方小小的摊位，为何能够吸引无数拥趸？

“理”出情绪价值。数千游客涌向鸡排摊，数百学子在接龙群里抢定鹅腿，未必是那一口滋味有多惊艳，关键还是那份远超食物本身的情绪价值。“如果不及时吃，导致鸡排不脆，我将停止对你的售卖”“你值得拥有这世界上任何美好的东西，包括我的鸡柳鸡排在内”……通过魔性语录、反套路操作等，____

①“理”出业态探索。②在餐饮领域，③“主理人”不是不罕见。④有人将咖啡制作与电影放映会结合，⑤有人令中式糕点与品茶品香相融，⑥“主理人”奇思妙想的跨界创意对年轻消费群体营造了吸引力。

在此之前，某些商家定价虚高的“刺客行为”，以及“见人下菜碟”的服务水平，不仅叫人望而却步，也让主理人店铺在社交媒体招致“群嘲”。以“鸡排哥”为代表的“烟火主理人”，则为所有“主理人”上了一课——在这场“小而美”的成功出圈中，没有成熟的商业营销，也没有繁冗的套路包装，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中对一口锅、一个人、一个价的坚守与执着，而这才是一个品牌、一门生意能够走红并且长红的关键所在。

西陵道士茶歌 

温庭筠

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①愁草春江色。

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

仙翁^②白扇霜鸟翎，沸坛夜读黄庭经。

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③通杳冥。

【注】①绿尘：碾成粉末状的茶叶，因色泽翠绿得名。②仙翁：指西陵道士。③鹤心：仙心。古称鹤为 “仙禽”，故鹤心犹 “仙心”

材料一：

齐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①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节选自《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材料二：

葵丘之会，天子使宰孔致胙^②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谋，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③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诸侯称顺矣。

（节选自《国语·齐语》）

材料三：

御史进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富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今大夫君^④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

文学^⑤曰：“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兴其君，管仲专于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

（节选自《盐铁论·轻重第十四》）

【注】①轻重：这里指国家通过调控物资、物价、供需关系来实现经济控制和政策目标。②胙：古代祭祀时用的肉。③小白：齐桓公的名字。④大夫君：汉代对御史大夫的尊称，此处指桑弘羊。⑤文学：精通儒家文献、研究儒家学说的读书人。

咆哮了的土地^①（节选）

蒋光慈^②

当夕阳还未将东山的余晖收匿起来时，在山脚下的一条弯曲的小径上，徘徊着一个身着武装便服，手提一只皮箱的少年。对于这乡间，这装束是异常地生疏，眼见得他是从城里来的过客。因为行旅所致，他的面貌很黑瘦，可是从他的两眼中所放射出来的英锐的光芒，的确令人一见便会发生一种特异的，也许是敬畏的感觉 当他微笑起来而满脸似乎都起了活动的波纹时，便又会令人感觉他的和蔼可爱 这乡间本来是他的故乡，这乡间本来是他的生长地，而且这乡间本来是属于他的父亲的势力范围，但是看着他的那种徘徊的模样，他现在宛然是一个生疏的过客了。

现在，他又回到故乡来了。这故乡对于他来说是异常地生疏，因为他和故乡断绝音信已经有一年多了。虽然在表面上，李家老楼，他的原来的家，从这东山角望去，还是昂然地呈现着当年的威严，虽然在那一条河流的沿岸上，还零碎地散布着矮小的茅屋，虽然在李家老楼的右首有一里路之遥的几间茅屋还存在着，但是他不知道那里的主人是否还在生存，那里的生活有没有变更……这些，都使得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生疏的过客眼看天色已经快要黑了。在他的面前经过两个骑着牛的牧童，他们一边唱着为李杰什么时候所熟听的山歌，一边侧着身子向他很生疏地、诧异地望着 他想将他们喊得停住，问一问乡间的情形：李家老楼怎么样了，王荣发一家是否还平安……但是当他还未决定即行开口时，牧童们已经将牛加了几鞭，很快地走开了。

他无决心地向前走着，望着那树林中的李家老楼的黑影。在那里，他度过了二十几年的生活，在那里，住着他的亲生的父母……然而现在他徘徊在山野间，打算着寻找住宿的地方，偏偏不是那里，而是别家，也许他今晚要孤独地宿在露天地里。他想，在什么地方住宿都可以，只要不在那曾是过他的家的，那座楼房里……

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后边有人走路的声音。李杰回头一看，原来是担着一担柴的樵夫他于是停了脚步，等着那人的到来，决定询问他关于王荣发一家的情形。担柴的已经走近他的身前了，但因为天色已经黑了，他不大容易看清那人的面目 那人见手里提着箱子的李杰停着不走，似乎有点惊异的样子，他将柴从肩上放下，不待李杰开口，已先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站着不动干吗？”

“我是过路的，”李杰低声而和蔼地说道，“对不起，请问王荣发家还住在原处吗？”那人听了这话，没有即刻回答，反而更向李杰走近一步，将黑影中的他的面貌审视一番，开始迟疑地说道：

“你，你贵姓？你是不是……李家老楼的大少爷？”那人的闪灼着的眼光逼着李杰起了不安，半晌方才说道：

“请问，你怎么能认得我？你贵姓？”那人放出很高朗的声音笑起来了。

“原来是李大少爷！刚从外边回来吗？你在外边很久都没有回来，我们很时常说起你呢。你现在想是要急于回家里去，不过我要问你一声，你从城里来的时候，看见革命军了吗？他们怎么样？”

“这些事情，一时也说不清楚。请问你，王荣发一家是不是还住在原处？我要……”

“怎么？”那人惊异起来了，“难道你不回家吗？”

“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李杰笑着说。

那人半晌没有作声，只向李杰望着。

“天色已经黑得快看不见路了，请你带我到王荣发的家里去好不好？”

那人默默地点一点头，走至放下柴担的地方，又重新将柴担举上肩来。

两人开始摸索着小径，向王荣发的家里走去。开头两人都沉默着不语，显然各自思想着什么，后来还是李杰先开口说道：

“你到底贵姓？我不认得你。你住在这乡间很久了吗？”

“我一向是在矿山上做工的，我回到家乡来不过才半个月。我的名字叫张进德，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见过几次面，不过你当然记不得我了……”

“……”李杰很模糊地嗯了一声。

张进德停了半晌，又继续说道：

“李大少爷！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你对于革命怎么样？……”

李杰明白张进德是在探他的口气，便很坦然地笑着说道：

“革一革命也好，我想。”

“你不反对革命吗？现在听说要土地……革命……”

“如果我是地主，那我可不赞成什么土地革命，但是现在我同你们是一样的穷光蛋，为什么不赞成革命呢？没有田种的人，以及种人家田的人，都应当起来干一下才行！”

“但是你……”张进德吞吐地说了半句。

“我怎么样？”李杰即刻反问他。

“你究竟是李大老爷的儿子。”

李杰笑起来了。于是李杰开始述说他和家庭决裂的经过，以及他怎样地进了革命军，现在回来又是怎样地打算……

“我们原来是同志呵！”张进德最后欢欣着这样说，“这么一来，我也不必进城去了。我今天本来打算进城去看一看革命军的情形，回头来再做打算。因为要挑一担柴进城去卖，所以今天没有去成。现在你回来了，好极了！”

“你是不必去了。”李杰听了张进德的欢欣的话，不禁也欢欣起来了，他庆幸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者，“我们明天就开始商量起来……”

“我说，你现在也不必到什么王荣发的家里去，就在我的地方睡一夜再说，好不好？”

“方便吗？”

“只要你不嫌弃我那一张竹床不干净……”

于是，昔日的李大少爷，现在成为矿工张进德的新交的好友了。在夜影的深处，李家老楼已沉入了寂静的梦乡，宛然忘却了它的年少的、在外流浪着的少主人。而李敬斋，李杰的父亲，虽然在近来也时常念起他的叛逆的儿子，但是他决不会想到：今晚他的儿子回到故乡了，可是不回到自己的家里，而留宿在一个什么矿工张进德的破漏的茅屋里……

（有删改）

【注】①《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完成于1930年的长篇小说，作品以大革命前后的湖南乡村农民运动为背景，刻画了共产党员张进德和革命青年李杰领导农民反抗地主压迫，最后奔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②蒋光慈（1901—1931）：中国作家。五四时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诗集《新梦》等，小说《咆哮了的土地》等。有《蒋光慈文集》行世。

材料一：

地理语言学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

194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由赵元任等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高氏理论从此风靡中国。恰在此时，比利时人贺登崧在炮火声中奔赴山西、河北，骑着骡子走遍大同、万全、张家口、宣化等地。他运用西方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调查那里的方言、民俗和宗教现象，并把调查结果画成详细的方言地图。贺氏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可惜由于“生不逢时”，贺氏理论孤掌难鸣。1948年，贺氏在中国工作了10年之后黯然离去，虽说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中继续得到使用，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语言学却从此复归沉寂。

关于地理语言学的基本思想，贺登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见解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制作语言地图的首要目的，不是要把某个地域的语言特征做成一个清单。如果把编制一个清单作为目的的话，那么，一本方言词典则更有优越性，因为它收词成千上万，由此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某一地区丰富的口语词汇。与之相比，语言地图的特点在于，我们可以依据一份尽量简短的词的清单来搞明白很多问题。

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以及语言片段，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记录下其发音。二、每个调查项目制作成一张地图。这时，对语言资料不作任何修改，以实际记录到的形式展示出来。三、把词及其所指对象联系起来，即研究词汇中反映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四、对地图进行解释。对于语言学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需要以上述三项工作为前提。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方言）间的比较、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们能够确定语言以及文化的地理界线，进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

（摘编自曹志耘《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

材料二：

语言研究方法存在自源和他源的差异。以方言地理学这一方法为例，它兴起于欧洲，是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西方来说，方言地理学是自源的；而对于汉语研究来说，方言地理学则是他源的。方言地理学在西方和中国发展的不同，首先应该与这一点密切相关。凡是自源的事物，都是在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自身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往往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而他源的事物，主要是受外在的社会条件影响而形成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一定具有适合其发展的条件。方言地理学在西方和在中国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西方语言研究的历史来看，方言地理学在欧洲的兴起，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的。欧洲是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开始对欧洲活的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人们认识到欧洲民族语言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所以大力开展对这些语言的研究，比如但丁就倡导对罗曼语方言进行研究。而文艺复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帝国迅速扩张，为了进行语言的比较研究而系统地搜集资料，成为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这个时期，特别是18世纪，人们不辞劳苦，编写出版词汇表、语言普查报告、不同语言的对译词典。19世纪后期的新语法学派，更是注重活的语言，提倡对现存方言的研究。可以说，虽然19世纪欧洲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印欧系语言的历史研究方面，但在此之前，语言学研究却是以语言的共时描写为主的，尤其是语法和词汇的描写。而对活的语言的重视，加上18世纪末对印度语音研究的发现，又极大地促进了语音学的发展。

这样，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语言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方言地理学，不需要对单点的方言进行系统的描写，也不需要对语言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它的突出特点在于用地图的方式去展现区域性的语言现象的差异，揭示形成这些差异的社会地理因素。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单点的方言描写，作为语言研究的基础，也是结构主义音位学、词汇学、语法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西方的方言地理学从其形成之时，便是以区域性的方言比较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以地图作为其独特的展示方式，从而与语言研究的其他方面相区别，成为方言研究中唯一不同于普通语言学的一个方面，以至于在西方，方言地理学几乎成为方言学的代名词。

但在中国，方言地理学是外来的，其借入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非常积极地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其中包括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实际上，现代汉语语言学的产生，基本是西方影响的直接结果，方言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直接借入西方成熟的语言研究方法和理论，虽然使中国的语言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学跳跃式发展到语言学阶段，但当时的汉语研究除了传统的音韵、训诂和文字学，基本是空白的，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从最基础的调查描写起步，应是最明智的选择。

（摘编自高晓虹《汉语方言地理学历史发展刍议》）

许多人都偏爱“戏剧性的瞬间”。比如，虽然他们常常被告知，科学发现往往要经历无数人的殚精竭虑、接续努力，这一过程复杂而缓慢；但是他们更愿意相信：牛顿被苹果砸到脑袋而发现万有引力，阿基米德某次坐进浴缸时发现浮力定律……

这种心理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人们的认知与行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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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中文量词(       )，没多大用处。比如，为什么非得说“一只狗”，而不像英文“a dog”一样，只说“一狗”?

其实，量词是中文进化出的“较验”机制；中文同音字多，在口语交际中【 甲  】；而看似“冗余”的量词常用来确定类别，消除歧义。比如，我们可用量词将“ 【 乙 】”和“(一只)马鹿”区别开。

中文丰富的量词也反应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

首先，中文量词重视捕捉事物具体特征。例如：“条”用于长条型物体，“张”用于平面物体， “颗”用于小而圆的事物……①不同于英文量词注重抽象概括为主，②中文量词体现一种具象思维， ③更重视对事物依照现实经验进行直观归类。④这一思维方式，⑤与中国古代“观物取象”的传统一脉相承。

中文量词对客体的感知，也渗透了主体意识。在英文中，量词是一个冷寞的“白描”单位；在中文里，它却是一个温情的修辞单位，可以对情感距离和情绪价值进行微调。比如：一“位”先生礼敬有加，一“伙”强盗贬抑立现；一“壶”好酒是文人雅兴，一“斗”好酒是义士豪情……

中文量词还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并非指代不清，而是源于量词与名词的非常规搭配。它以感官特征的相似性为基础，通过多重意象的叠加，使语言更加韵味悠长。例如，一斛闲愁———容器“斛”本指向实在之物，这里却用来度量“愁”，使得无形的愁绪有了重量和体积，仿佛可以被盛放，甚至被饮下。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了中国古代“立象以尽意”的传统。

当下，在年轻人的口语中，“个”几乎成为一个万能的量词。但我们切毋为了追求语言的高效率，而牺牲中文量词那种看似多余的“精致感”。

送邓慎思归长沙觐省^① 黄庭坚

邓侯过我解新戞，潦倒犹能似旧时。

西邑初除折腰尉，南陔^②常咏采兰诗。

姓名已入飞龙榜，书信新传喜鹊知。

何日家庭供一笑，绿衣便是老莱衣^③。

[注]①觐省：探望双亲。邓慎思考中进士后，因授官之地离家乡较远，按例可获“省亲假”。②南陔：  《诗经·小雅》的篇目，古人认为其中含有“循采兰以奉亲”之意。③老莱衣：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年老之后，仍穿五彩衣扮作孩童来娱悦双亲，成为孝行的典范。

材料一：

亮之素志，进欲龙骤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

(节选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材料二：

或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而使国内受其荒残。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

答曰：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自操、备时，强弱县殊，而备犹出兵阳平；是时又无大吴掎角之势也。今司马懿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下齐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加以吴为唇齿之援，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于彼而不可哉？

（节选自张俨《默记·述佐篇》）

材料三：

诸葛绕山而西出祁山，趋秦、陇，奇兵也。高帝舍栈道而出陈仓，以奇取三秦，三秦之势散，拊其背而震惊之，而魏异是。非堂堂之阵直前而攻其坚，则虽得秦、陇，而长安之守自有余。魏所必守者长安耳，长安不拔，汉固无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于散地。魏且以为是乘间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则敌气愈壮，而我且疲于屡战矣。故陈寿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诚有谓已。而公谋之数年，奋起一朝，岂其不审于此哉？夫公固有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秦、陇者，非长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门户也。诚收之以为外蔽，则武都、阴平在怀抱之中，则蜀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公之定算在此矣。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

羞愧的力量

孙惠芬

第一次为辽南庄河的土话感到羞愧，是在小学三年级。班上来了大连下放户的子女，叫方丽敏。有一次，她与我的女伴季秀莲先后被老师点名朗读课文，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大家不是笑季秀莲而是笑方丽敏，她的普通话怪腔怪调，只适合出现在广播和收音机里。可我没笑，不但没笑，还为季秀莲羞愧——土话太土了，土到掉渣。

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羞愧的力量。那天放学，我抛弃每天牵手一起走的季秀莲，去追赶说话好听的方丽敏。这让我失去友谊，还让我的羞愧更加如影随形。和方丽敏一起，像丑八怪为自己搬来镜子，只要一张嘴，我就气短心虚，只要我学方丽敏，大家就取笑我。而季秀莲不但有意用土语说话，还要狠狠地加重语气。

到了初中，季秀莲已主动示好，境况也没有变好。班主任曹老师是大连来的知青，强调朗读、回答都要讲普通话。那个端不上台面的语音像藏在身体里的耗子，一不留意就窜出来。当曹老师对着我们海边的学生摇头时，我的羞愧里充斥着与命运有关的情绪，仿佛上天有意制造命运的不公。

羞愧的力量，来自对土话乃至自身生活的厌弃，像厌弃长在脸上的胎记。二十岁时，土话倒是上了回台面。当时我在辽宁大学读中文函授，课本有一章这样写道：辽南庄河沿海，说话的声母里没有 zh、ch、sh，只有j、q、x，没有一声和二声，只有三和四声，叫“吃饭”为“起饭”，叫“石头”为“细透”。小小庄河竟上了教科书，本该是多令人高兴的事啊！但我像被人揭了伤疤一样难堪，特别是有同学用庄河话开玩笑时。

也许是这种羞愧让我开始写作的生涯。在写作中，我可以用与普通话接近的腔调，努力寻找 zh、ch、sh，像在稻田里拔除稗草一样，拔除j、q、x。偶尔有“俺”和“恁”出现，也只在乡村人物对话中。虽然越想端庄优雅地说话，越容易破坏惯常的语法，变得不伦不类，但我仍义无反顾地远离土话，就像当初义无反顾地背叛季秀莲去追赶方丽敏。这种背叛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安全而舒适，这让我更大胆地向内心开拓，塑造出另一个有尊严的自我。

不知从哪天起，一切却变得不一样了。随着眼界打开，阅读视野扩大，我渐渐明白那些令我羞愧的“胎记”在文学里的价值和意义。重要的是，当我有机会通过写作走出乡村，回过头去看生我养我的地，看当年弃我而去的季秀莲，看法有了很大不同。她坚持说土话，拒绝接受新事物，看上去冥顽不化，其实表达了另一种向往；当他们发现生命中许多东西不可改变，便不计后果也不惧后果，笃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倔强和决绝，正是我大多数父老乡亲的性格。于是在作品里，我大胆地让季秀莲把“石头”说成“细透”，把“明天”说成“蒙儿”，表示反对时，把“别弄了”说成“败弄了”——“败”替代“别”，是家乡经典的土语，有着掷地有声的重量。

但是出版时遇到麻烦，编辑说，这些不是东北话，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为此另作注释也没有意义。我弱弱地表示接受，心情却很复杂：为何上海话广东话山东话不用注释就可以写进作品，而我的土话不可以？

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从地域来看，我是东北人，却不说东北话；我们的土语，倒与山东话相近，“夜个”“蒙儿”如果出现在齐鲁大地的作家笔下，显得那么地道。实际上，辽南人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从明清到民国，闯关东的流民在黄海沿海登陆，我的高祖就来自山东省海洋具。可话语是什么？为何登陆之后，它就脱离正宗的胶东方言，土得没了特点，变得狠重、粗糙、坚硬？是不是恰好印证“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何它只形成于庄河沿海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的一小溜儿，又为何我偏偏出生在这一小溜里？如果闯关东来的人们向更广大的北方挺进，这杂交的土语就有了大面积的生长，是不是就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语言审美习惯，变丑为美，变土为洋？

我不知道。

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一边感慨“一小溜儿”的不公平命运，一边在写作中堂而皇之地向普通话靠近，我已接受宿命的安排，就像季秀莲们接受命运的安排一样。实际上，当年不主动与季秀莲和好，宁愿承受三年的孤独，证明我和季秀莲一无二致地倔强和决绝。

这看上去是有关方言写作的题外话了，但正暗合我对方言写作的态度。说到底，文学的使命是“探求心灵的内在事件”，可以通过言语来冲破言语的羁绊。一些伟大作家就认为方言“最能表达人的神理”。我喜爱的意大利作家黛莱达，这样描写一位外乡人：“他纯粹的锡耶那口音里带有撒丁岛的方言，像金子上涂了一层油。”真是把这个外乡人固执而又自信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

有意思的是，一位新朋友对我说：孙老师，我离你的家乡很近，你作品里的庄河话让我特别亲切。

我作品里竟然还有庄河话！

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写道：“‘稗’，可作‘小’‘别’解，而就植物属性而论，让我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这让我觉得，不管盖愧多么有力量，我多么想在写作中逃离土语，藏在身体里的东西总会偷偷摸摸长出来，就像长在野地的稗草。

这难道不好吗？我不知道。

（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一方面，不少逻辑学家断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比如，殷海光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产生逻辑，是因为孔子主义形成的道德专制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桎梏了精神的发展。他还严格区分了“学”与“术”，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在逻辑学上没有“学”而只有“术”，辩论中有时应用的逻辑之“术”，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西方逻辑不甚了解的学者却硬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等同物，以说明中国也“古而有之”。还有一些对西方逻辑较为了解的学者，同样把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以它为规范来“翻新”中国古代逻辑。例如，梁启超、胡适、章士钊都是用西方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墨经》和名家的名辩思想，“化己为他”使得中国的义理体系变成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编排。

无论是“古而有之”还是“化己为他”，在张东荪看来，都属于比附，“比附的特点便是不顾整个系统及个体在此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整个语境，只顾求同”。他倡导比较研究要由求同为主的比附，走向以求异为主的精当比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被比较对象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真正做到知己所短，汲取他者之长。

基于平等的比较文化观，张东荪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价值观、科学观决定着不同的逻辑。比如，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依赖语言的主语谓语区分和词性划分；而中国古人不注重词性划分，主语和谓语界限模糊，语法和句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当然也没有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由此发展出来两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偏向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中国古人更偏向“泛象论”，因万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见理，因理而有秩序。比如，《易经》强调观物取“象”，因“象”而名；儒家强调定名必须合乎“象”，“理”会于“象”内；鉴家的“类”也不是西方逻辑强调的“类别”，它是根据“象”的相近或相似，而非依据事物属性分类。

张东荪带来的启迪是：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裁定与研究，必须坚持以大逻辑观来观照。事实上，广义的逻辑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也包含后来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推理形式”。它广泛探讨与论证相关的各个因素，如语言中的预设、隐含前提、喻证等，力图为人们分析、评估他人论证以及亲自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这一界定来看，中国古代逻辑有别于严格的西方形式逻辑，而相当于现代西方的“非形式逻辑”。

（摘编自张斌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材料二：

追问“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要明确，“逻辑”既可指推理规律，也可指对推理规律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推类的论述。

“推类”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后期墨家：“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推类”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的各个领域，例如治理决策、对外谈判、哲学论证等等。对推类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在研究对象上，发掘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各个领域中的推类实例。中国古人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已发展出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推类标识语————“推类言之”“推类以知”“以此类推”等。借助这些标识语，我们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搜集各大古籍数据库中包含推类的实例，再对其进行提取、重构和分析。

从研究方法上说，重点是通过分析这些实例来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均未深入探讨类同原则究竟如何在推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可以引入“类同原则工作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古代文献记载了极为丰富的推类实例，但就概括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而言，只需选取典型的推类实例即可。通过对典型实例的研究，至少可提炼三种基本的类同原则工作机制：

援理：由类别到个体，推断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

贯通：由个体到类别，将个别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贯通到其类别。

引例：由对象到对象，推断其他对象与举例的对象拥有同样属性。

从西方现代逻辑的视域看，“援理”相当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贯通”相当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引例”则相当于从个别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的类比推理。由此可见，就逻辑性质而言，推类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推理类型，它是指中国古人在类同原则的引导下，通过援理、贯通、引例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来推出结论，从而实现其推理目的。所以说，推类应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规律的一般性研究。

（摘编自晋荣东《推类与我所理解的中国逻辑》）

从分至四时、十二月令到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在草木荣枯、候鸟来去间建构起一套天人相应的时间秩序。当下，建构自己的时间秩序也应当是重要的人生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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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墩”难求的冰墩墩、圈粉无数的LABUBU、层出不穷的国风文创……主打“万物皆可爱”的“可爱经济学”正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显学。“可爱”也正从一种视觉符号，深度内化为大众的审美心理和生活情趣。

一只治愈系玩偶能驱散“肝不动了”的疲惫，一个萌系挂件能解锁今日份“小确幸”，一套可爱文创能让时光变得有滋有味……这些“萌物”充当着可随身携带的“情绪锚点”。①它们会让大脑的眶额皮层被迅速激活而分泌出多巴胺，②从而使人产生愉悦感，③调解负面情绪，④带来直抵人心的治愈力量。⑤而年轻人愿意为可爱买单，⑥更愿意为“悦己”买单，⑦最大限度地在能力范围内取悦自己。

“可爱”的魔力不止限于这种治愈力量，它更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转译新语言。从甘肃省博物馆推出以馆藏文物铜奔马为原型的毛绒玩具，到非遗传承人制作粤剧风格的棉花娃娃，传统文化与年轻审美碰撞出奇妙火花。当“可爱”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语言，厚重的历史便能以更柔软、更亲切的姿态，在传统根脉与现代日常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

但也要看到，可爱经济难免遭遇“成长的烦恼”。比如，一些商家将“可爱”当作万能标签，用粗制滥造的设计、劣质廉价的材料“割韭菜”，使本应传递温暖的IP形象沦为流水线上的“情绪快消品”；黄牛炒作哄抬价格，甚至出现“天价娃娃”，扰乱了原本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而盗版泛滥、二手市场鱼目混珠，更导致消费者频频踩坑，维权艰难……凡此种种，____。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可爱”的力量。真正决定其生命力的，不是热度本身，是信任、叙事与可持续运营的能力。可爱的经营，本质是关系的经营。

旧京^①感怀

屈大均

内桥东去是长干，马上春人拥薄寒。

三月风光愁里渡，六朝花柳梦中看。

江南哀^②后无词赋，塞北归来有羽翰。

形势只馀抔土在，钟山^③何必更龙蟠。

【注】①旧京：指南京，曾为六朝古都、南明都城。屈大均为明亡后拒不仕清的遗民。②江南哀：梁代庾信在梁亡之后作《哀江南赋》表达故国之思。③钟山，即紫金山，在南京市东郊。

材料一：

后岁余，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乃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①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杰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遂自刭。高帝闻之，乃大惊。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田儋列传》)

材料二：

知死之为义，而不权衡乎义，勇有余而智不足者也。天下未尝有不可处之事，吾心未有不可权之理。死生利害撄于吾前，吾惟权之于义，则从违可否自有一定之则，生亦不为害仁，死亦不为伤勇。吾为横计，虽不死可也，死于汉争衡之日可也，为夷齐王烛之死可也。而横也盍亦权衡于心乎？不死于可为之时，而死于不可为之时；不死于不得已之地，而死于得已之地。然则其死也皆失于前而困于后徒知慕义而不知义之轻重者也，吾于横何惜哉！

（节选自王阳明《田横论》）

材料三：

论曰：君子之正气，其亦不幸而有所激也。君子之不得已也，其亦不幸而适遭其穷，则必不忍泯然自晦，而正气之所激，盖有抑之必伸，炼之必刚，守之愈坚，作之愈高，而始有所谓全大节，仗大义，落落奇伟，以高出品汇俦伍之上矣。盖处顺而达，则正气舒，而为功为业；处逆而穷，则正气激，而为节为义。是理之常者，无足怪也。今夫长江万里，汪洋汗漫，浩然而东也，辛遇逆折之冲，而后有撼空摧山之势，震动而不可御，岂非激之使然也？一激之间，而节义之名增广于天下，是岂君子得已而故不已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故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谦者养之，以至于充也。不幸适遭其穷，而当吾道之厄，抑之则生，扬之则死，呼吸之间，而死生存亡系矣，其时亦岌岌矣。君子于此，将依阿以为同也，将沉晦以为愚也，畴昔所养，何为而乃为此也？是故君子之不得已也。是故窜身可也，碎首可也，溅血可也，可生可死，可存可亡，而此气不可夺也。于是有凌节顿挫，而吐露天下之日，则虽晋楚之富，王公之贵，仪、秦之辩，贲、育之勇，皆失其所恃，而吾之气节著矣。

（节选自王阳明《士穷见节义论》）

【注】①商：指郦商，汉代将领，其兄弟郦生为田横所烹杀，汉高祖刘邦曾下诏命令郦商不得伤害田横。②尸乡：一作尸氏，即西亳，在今河南偃师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