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孔融荐祢衡，以为“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志怀霜雪，疾恶若仇，任座、史鱼，殆无以过，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 ， 衡素相轻疾 ， 不肯往 ， 而数有恣言 ， 操怀忿，因召之击鼓，裸身辱之。融为见操，说其狂疾，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宴，衡乃坐于营门，言语悖逆，操怒，送与刘表。

衡为融所荐 ， 东坡谓融视操 ， 特鬼蜮之雄 ， 其势决不两立。非融诛操，则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融、修皆死于操手，衡无由得全。汉史言其尚气刚傲，矫时慢物，此盖不知其鄙贱曹操，故陷身危机，所谓语言狂悖者，必诵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刘表复不能容，以与黄祖。

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云：“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云：“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崄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云：“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卒章云：“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

予每三复其文，而悲伤之。李太白诗云：“魏帝营八极 ， 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此论最为精当也。

(选自洪迈《容斋随笔》)

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因里希·伯尔

我站在港口看海鸥的时候，我的悲哀的面孔引起在这个区巡逻的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注视着鸥群，此刻我最向往的，莫过于一块面包，把它掰成碎块，来喂海鸥。可是，我同它们一样饥饿，一样疲乏。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因为站在那儿，放眼群鸥，默默饮悲，确乎美不可言。

突然，一只警官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个声音说道：“跟我走！”同时，这只手使劲扳我的肩膀。我稳稳站定，甩掉那只手，镇静地说：“你发疯了。”

“同志。”一直还看不见的那个人对我说，“你当心点。”

“先生。”我答道。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天地喝到，“我们都是同志。”

此时，他跨前一步，站到我身旁，从侧面打量我，严肃得像一头牛。

“什么道理……”我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由很充分，”他说，“你的悲哀的面孔。”

我笑了。

“你别笑！”他当真发火了。方才我还以为，没有小偷或逃犯好让他逮捕，他也许因此而感到百无聊赖。可是，此刻我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逮捕我。

“跟我走……！”

“为什么？”我镇静地问。

一不留神，我的左腕已经被套上一条细铁链。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我又问道。

“有条法令要你高高兴兴的。”

“我蛮高兴么！”我喊叫起来。

“你的悲哀的面孔……”他摇了摇头。

“这条法律可是新的呀！”我说。

“它已经存在三十六个小时了，你必定知道，所有法律都是在宣布之后二十四小时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逃避惩罚是徒劳的。这条法律是前天颁布的，通过所有的扩音器播送。所有的报刊上都发表了。帝国全境一切街道、公路上，统统撒了传单。”

他牵着我走了。此刻，我才感到天气寒冷，才感到委实饥饿难当。想起自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才想起有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我被推到他前面走着，像一个被坐实了盗窃罪而被抓走的稻草人似的。街道空荡荡，到警察局的路不远，我已料到他们很快又会找理由逮捕我，不过话虽如此，但仍然心情沉重。

我一路走，一路看到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无不贴上那种欢乐表情，因为有命令要显示欢乐。

我们很快到了警局。此时汽笛长鸣，鸣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按照当时国家元首提出的“幸福与肥皂”的口号，每个人下班前都必须洗澡十分钟。

我们穿过警局空空荡荡的过道，接着，一扇门自动打开，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向里头通报我们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秩序井然，人人努力在白天洗完规定的一磅肥皂。因而一个被捕者的到来，便是一件大事。

我们走进一间房间，静悄悄的。我感到，我的脸越发消瘦了。我又累又饿，那种悲哀的幸福感的最后痕迹此时烟消云散，因为，我知道，我完蛋了。

数秒钟之后，一个穿一身预审员的浅褐色制服的高个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坐了下来，两眼紧盯着我。

“职业？”

“普通同志。”

“被捕前干什么？”

“囚犯。”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从哪里放出来的？”

“昨天，十二号监狱，十三号牢房。”

“当时的罪行？”

“高兴的面孔。”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讲明白！”预审员说。

“当时，”我说，“我的高兴的面孔引起一位警察的注意，那天命令全国要悲哀。是首长去世的日子。”

“刑期多久？”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服劳役太少。”

预审员站起身子，狠狠地给了我一拳，走出了房间。接着是审讯员，审讯官，初审法官，终审法官，他们一一进来，一一打我，又一一走出房间。最后，由于我的悲哀的面孔，他们判我十年徒刑，这回的情形，同先前由于我的高兴的面孔判我五年徒刑如出一辙。

如果在“幸福与肥皂”的口号下，我能熬过此后的十年。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

(潘子立译，有删改)

材料一

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其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充分肯定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拿来就用，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有创新性地推进提升。

一方面，切实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增强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正确选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创造与创新为途径，以转化与发展为动力，着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意蕴与时代诉求相协调、表达方式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只有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够深入传统文化内里，区别优劣得失，辨析精华糟粕，科学提炼精粹内容；才能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倾向，杜绝形式主义偏颇，使传统文化经合理再造与整体提升后，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积极融合，以求协力共进。从历史深处走来并历经沧桑巨变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助力与服务现代化为使命，以促进现代化发展为价值彰显，其服务内容的广泛性、服务方式的多样性、服务形态的丰富性、服务成效的实在性，已然清晰呈现并愈趋显著。立足当前并着眼未来，脚踏实地并登高望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结与渗透融会必将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协力共进与发展提升必将发展到一个崭新境界，携手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努力和新贡献。

(摘编自商志晓《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中国现代化包含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中的应有之义。文化是创新的，又是继承的，是创新与继承的统一；文化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是当下与历史的结合。文化的现代化或现代化中的文化，不能不包括中华传统文化。正如现代化不能割断民族血脉一样，文化创新发展亦不能无视历史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期相遇，既为中国现代化推进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又为中华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望与交流，实质上是一次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是文化坚守和观念创新的一次互动。在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生作用的同时，现代化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时代机遇、重要遵循和现实条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自身走向现代化。

其一，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时代机遇。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新发展，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它的改造与吸纳，离不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有力推动，离不开作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享用主体的中国人民的传承发扬与自觉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优化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都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

其二，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要在实践上有所遵循，现代化则为之提供目标、方向及道路等方面的基本依赖。一要服务现实。二要科学阐发。传统必须与现代相连，传统文化必须接通现代文化，传统文化才能够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必然要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

其三，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现实条件。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现代化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丰厚社会土壤。现代化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连，现代化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氧化剂。现代化在孕育新的、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之时，既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同时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新鲜元素、注入新鲜血液。现代化思想文化本身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现和纠正自身缺陷的参照对象，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反观和超越自身局限的榜样力量。借助现代化思想文化及其精神引领，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而且能够迅速氧化而达至蜕变，加快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步伐。

(摘编自商志晓《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联结》)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

贺铸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开愁歌^①

李贺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衣如飞鹑^②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

旗亭^③下马解秋衣，请贳^④宜阳一壶酒。

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

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豗^⑤。

【注】①本诗为作者途经陕西华山时所作。②衣如飞鹑：衣衫褴褛。③旗亭：酒肆。④贳（shì）：抵押。⑤豗：冲击。

将进酒

（唐）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致酒行

李  贺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①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②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拏云^③ ， 谁念幽寒坐呜呃^④。

注：①主父：即汉朝时的主父偃，久不得进，后终得汉武帝信任，官至齐相。②马周：唐朝人，西游长安时宿于新丰，被客店老板冷待，后因替他人上书陈事切中时弊，得到唐太宗赏识，拜为监察御史。③拏云：凌云，比喻高昂的志趣。④呜呃：悲叹。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亡妻王氏墓志铭

苏轼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

铭曰：君得从先大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语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将进酒

〔唐〕李贺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塞下曲六首( 其五 )

李白

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

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

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

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像与象：人的对象化

从严格意义上说，“意象”中“象”的含义应该更接近“像”，因为后者不仅更加具备主客统一的内涵，也可更好地对审美呈现进行囊括。“象”字属于象形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含义是“大象”。“像”为后起字，按照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说法，其含义为“似也”，在战国以后的小篆中被普遍使用，并形成与本字分庭抗礼的状态。由此可见，《系辞》将“象”释为“像”并非偶然，一方面它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人们观照外物时具备了更多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魏晋以后愈演愈烈，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象”观念的逐渐产生和成熟。钟嵘《诗品序》开篇即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从气化生物、衍及性情的角度看待艺术的起源。在行文过程中又将“物”具体化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由此可见，真实性情与物象逐渐开始获得了统一，象与意合一的主观之“像”的内涵开始具备雏形。与钟嵘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窥意象而运斤”的表述，历来被视作“意象”概念施用于文学领域的标志，但是此处的“意象”更多是指创作者“想象中的形象”，或者说是外在物象在心中的投影，其中缺少了对呈现在作品中的形象（“像”）进行涵盖的维度。

唐代文人通过对各种艺术实践的理论言说，推动了意象理论的完善。皎然在《诗议》中称“境象不一”，承认形象本身的复杂样态，继而又说“义贯众象，而无定质”。按照他的说法，凡是熔铸了主观情思的想象都可纳入意象的范围，因此他已经注意到了意象在时代艺术中的普遍存在。在《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认为绘画可在点墨之间实现“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的境界。到了晚唐张彦远则明确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里谈到了“形似”，又谈到了“立意”，而且前者要服务于后者，这一过程中“像”的含义变得丰满，魏晋“意象”理论中缺失的作品中形象（即客观之“像”）的维度被补充起来。

但客观而言，对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深掘还是在文学领域，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学的特殊属性，还取决于文人自身杰出的文化修养。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外之象”的命题，这是对文学意象高级形态的概括，亦可看成对作品中呈现的形象的肯定。至此，客观物象、主观意象、审美意象获得了统一，意象也成了统摄世界维度、主观维度、呈现雄度的综合性概念。

理与象：意象的现代化

实际上，宋代文论并不重视意象范畴，这方面甚至逊色于之前的唐代和之后的明清。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理学大背景的整体影响，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宋人往往更加强调后者，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意象的看法。文学作品往往成了表达哲理的工具，其中蕴含的形象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经历了唐代的汪洋恣肆，宋型文化变得更加老成，在文学审美倾向上推崇以淡为美。这种趋势由欧阳修、梅尧臣开端，自然、古淡是他们的创作宗旨，到了苏轼更是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为艺术批评原则。

到了明代，文学意象论实现了真正的自觉。意象范畴被广泛运用于诗文批评和诗文创作之中。比如李东阳评韩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两句时，称“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评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极桥霜”两句时，称“意象具足，始为难得”。可见，他已经将“意象”作为专门的理论概念进行使用了，其含义与今天的用法已十分接近。同样，在其诗文创作中“意象”也被广泛使用，比如“气喷为云血成汗，意象矫矫腾高空”（《画马歌》）、“若有人兮街门之下，兰渚之滨，体貌质野，意象清真“（《见南轩赋》）。由此可看出，意象不仅被视作文学领域中的特殊形象，甚至也有将其泛化为超拔人物气象的趋势。这说明“意象”概念已被普遍认可，且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之中。

“意象”范畴在明代既已建构完成，清代学者在论述深度和广度方面并未有实质性推进。意象问题在清代原地踏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一理论本身经过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明人的建构，留下来的开掘空间已少之又少；其次，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蓬勃发展，诗词的地位开始动摇，清代的情况更为明显，这种背景下文人对意象问题的热情被对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所淹没。因此，清人往往从广义形象的大维度来重新审视“象”的问题，章学诚的总结最具代表性：“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六艺”中除了《诗》与《易》以外，《书》《礼》《春秋》《乐》大都带有叙事特征。章学诚的这种认知一方面有还原“象”之本来含义的味道，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意象也绝非仅仅局限于抒情文体（尤其是诗歌）之中，其对叙事作品同样适用。这为除诗词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中形象的合法性找到了根据。可以说，这种认知既是对意象范畴的正本清源，也为现代文论中意象范畴的再度扩容提供了基础。

（摘编自韩伟《“意象”范畴三段说》）

当地名进入古诗

彭程

一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面对地图时，也总是古诗词最能够以生动的姿态呈现的时刻。

目光摩挲过一个个地名，旁边那些或大或小的圆圈或圆点，在幻觉中次第打开。仿佛是岩溶地带大山峭壁之上的洞穴，外部看去并不大，一旦进入，却会发现溶洞宽阔，石笋奇诡，暗河幽深。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下，藏匿着自然、历史、民俗……一个物质和精神的丰富浩大的谱系。而与这种感觉几乎同步，此时耳畔也总是会响起古诗词铿锵有力或婉转悠扬的音调，在眼前幻化成为一幅幅画面。

譬如此刻，目光所及之处，是甘肃武威。西汉初，武威为匈奴所占据。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大败匈奴，为彰显大汉的“武功军威”而命名此地。不过在漫长岁月中，它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凉州。凉州，地名二字中已经有了凛冽的寒意，①入诗，更是漫溢出边地的荒凉和戍人的哀愁。甚至“凉州词”在唐代成为专门的曲调，很多诗人依调填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白石黄沙古战场，边风吹冷旅人裳” ……从汉唐到明清，一片愁云惨雾，飘荡舒卷在西北大漠戈壁之上。

如果一个地方是一只瓷器，诗词便是表面上闪亮的釉彩。因为这些诗句，一个原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变得具体而生动，有了色彩、声音和气息。一行诗句便是一条通道，让我得以穿越时光的漫漫长廊，驰目于辽阔的天空和大地，徜徉在幽静的山林和庭院，欣赏四时风光，感受八方习俗。

二

②爱默生说过：诗人是为万物重新命名者。有一些地方，虽然早已经地老天荒地存在着，但长时间里都只是一种物质形态的面貌，枯燥粗糙。只有在经过文人墨客的描绘后，才变得具有精神性。诗文是一种加持，为地名灌注了灵动的气质。仿佛出色的匠人手里捏出的泥人，被吹拂进了生命的气息，活灵活现。于是一切大为不同。正如郁孤台，本是僻远闭塞的赣州古城墙上的一处亭台，却因为南宋词人辛弃疾写有“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词句，而得以广为人知。

当一些地名被再三引用，被反复言说，它就上升为一种意象，具备了符号的功能。阳关象征了离别，北邙寓意着死亡。蓬莱是来世的向往，昆仑是仙界的居所。金谷园是奢靡的狂欢，乌衣巷是繁华的落幕……在这样的场合，对这些地名的理解程度，又直接取决于阅读者精神文化的蕴积。没有对母语的热爱，缺乏对历史和传统的沉浸，就难以窥见字面背后的精微和玄奥，难以感知到那些不尽之意，言外之旨，声音中的声音，味道里的味道。

三

向往某一个地方，反映出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情感维度和美学嗜好。总有一些地方，最能够与处于某个生命时段的你，产生同频共振。③时间和空间的共谋，孕育出某一类文化的气质，精神的风度。而诗句，这时便扮演了有力的证人角色。

青春时代，梦想的栖息地是江南吴越。感官的筵席一场场排开，声音和色彩浑然一体：“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以诗为舟楫，我划入了那一片湖面。在苇荡、乌桕和桑树之间，波光滟滟，莲叶田田。

时光悄然流逝。从某一时刻起，浪漫绮丽的少年轻愁遁隐了，内心开始向往北地的雄浑和寥廓，苍凉和悲怆。“为嫌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清代黄仲则这句诗，成为一种新的美学召唤。向北，向西，一种迥异的境界在面前展开，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是“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

就这样，经由诗句的陶冶，一处地点便不再是单纯的外在客体，而内化为精神世界的某个元件；它又仿佛是一帖试纸，能够检测出灵魂中存在的元素。

四

古诗词是一棵大树，根系深扎在过去，纷披的枝叶却一直伸展到今天，它永远处于生长中。今天生活的每一种状态，人们情感的每一次波动，大自然的每一副表情，都可以从丰富浩瀚的古代诗歌中，获得印证，找见共鸣，听到回声。一首首诗词，正是一个个的接引者，引领读者步入人生与社会的广阔庭院，在今与昔、恒常与变易的对话中，加深对于世界和生活的理解。

仔细盯着地图上的一个个地名，时间久了，④那些圆圈圆点就会幻化成一个个泉眼。想象一番，那些被以不同音调吟诵的诗句，岂不正仿佛泉水的汩汩滔滔之声？

泉水不竭地涌流，诗歌也一代代地传诵。吟唱着山河苍茫，岁月沧桑，生命浩荡。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月5日，有删减）

代答闺梦还

张若虚

关塞年华早，楼台别望违。

试衫著暖气，开镜觅春晖。

燕入窥罗幕，蜂来上画衣。

情催桃李艳，心寄管弦飞。

妆洗朝相待，风花瞑不归。

梦魂何处入，寂寂掩重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