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辽宁沈阳、抚顺等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广大农民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摘编自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材料二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彻底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取得完整的独立主权有着决定性意义，因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中国不仅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跻身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充分发言权的大国行列。在不同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中国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造成了中国的长期分裂，极大地破坏了民族争取独立所需的凝聚力。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不同党派之间，形成了同仇敌忾、亲密合作的关系。

——摘编自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材料一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子语类》卷128

材料二  “行省即行中书省的简称。……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成为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与宋地方长官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掌的体制相比，元的行省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凡钱根、兵甲、屯种、曹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制的设置，是由当时境土辽阔，交通不便，以及蒙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地原来深刻的矛盾没有缓和，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的形势需要所决定的。

——摘编自周良霄、顾菊英著《元史》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融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票，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口号（部分）

——整理自《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历史口号》

根据材料，任意选取一个口号，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知识对该口号进行解读。（要求：写出选取的口号，从口号提出的背景、影响等方面进行解读）

材料一 明清时期，政府对金融业及其相关业务管制的逐步放松，为宏观金融创新和商业银行性质的票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早在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产生前，各种商业机构、银号偶然也有汇票发行，而票号则是在巨额的利润刺激下产生与发展的。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中，政府基本上不再发行纸币，而明清时期特有的经济形态和货币变革，使汇兑与汇票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历史上的票号，从康熙年间由山西商帮创办到最后被改组而退出历史舞台，共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

——摘编自燕红忠《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

材料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标志着我国新式银行的诞生。1912至1927年是中国银行业发展之幼年时期，16年间共成立银行186家，但倒闭停业者就有135家。这一时期大多数银行大部分为前清时期的地方官钱局所改组，也有一部分为地方军阀所新设，主要以经理省库、为地方军阀筹办军政费用服务，滥发纸币、管理腐败，并随着地方军阀的盛衰而存亡。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大大加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在地域分布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但较为完善的银行体系已经大体形成。

——摘编自燕红忠《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几千年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