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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自1978年以来，中国海军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良好的海军外交关系，军舰互访频繁。1978年4月，法国舰队访问中国，开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海军外交的先河。此后，美国、新加坡、英国、意大利、瑞典、阿根廷等国家军舰先后来访。1985年11月，中国海军主动走出国门，出访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三个南业国家，掀开其作为“国际军力”新的一页。2000年，中国舰队访问马来西亚巴生港，吸引当地民众参观达2.5万人次。2002年5月至9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进行首次环球航行，访问了10个国家。除船舰互访外，中国海军还频繁展开海军交流、联合军演、护航、医疗救援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海军加强了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力度，保护航行在该海域的中国船舶人员安全以及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世界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安全，其中一些外交活动备受世界瞩目。如在2015年的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海军3艘舰艇成功将621名中国同胞和15个国家的276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赢得国际社会赞誉。美国《纽约时报》称此次行动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实践”。英国《每日邮报》对此评论称，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举动，表现出中国正在更多地参与全球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愈发增强。

——摘编自张佳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海军外交：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

《歙县志》记载：“（明中后期的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即使）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徽州地处江南区域，既有丰富的土产，又能依靠运河沿线一带的苏、浙等商业重镇，对外贸易的货物供给自不必说。至于如何躲避重重官禁将货物运达输送，则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购销网络。研究表明，徽商的购销网络是海上和陆上贸易的双向性销售，由海商、行商和坐贾或手工作坊三者构成。其中，行商既是负责将国内货物送达海商的媒介，也是将海商从海外收购到的商品运送回坐贾或手工作坊的中间人，而坐贾或手工作坊则是“源头活水”，他们或是深入农产品之地收购或是从事深加工，成为一级货源。

——摘编自张晗《论明代徽州海商的形成及作用》等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商埠。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及河南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1896-1897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对华输出）贸易，除上海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20世纪开始时便建立了由西方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直至清末，进口货物的大部分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材料一：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开展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迁都咸阳后，“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编自《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改革家》

材料二：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秦国正在进行变法，魏国联合宋、卫等国准备攻秦。秦国首先对韩用兵，大败韩国。次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两国讲和，结束了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不与秦国会盟的历史。公元前353年，齐国围魏救赵，大败魏军，秦国乘机攻魏旧都安邑，取得胜利。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魏惠王主动与秦孝公相会，两国再次讲和。公元前343年，周天子致胙于秦孝公，诸侯国都来称贺。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