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百年大变局，是指一个长时期的跨度，发生重要的影响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于百年大变局，要有历史的眼光，有大视野，有谋略。“大变局”从范畴方面说，可分为全球之变与中国之变；从领域方面说，可分为政治之变、经济之变与社会之变。20世纪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看，大变局都是前所未有的。总的特点是：在世界秩序方面，世界建立了基本的国际关系秩序规则；在经济发展方面，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摘编自张蕴岭主编《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20世纪的世界大变局”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几乎“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会崩溃却并未发生。有学者认为“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事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需要进步激励士气和增强社会团结，这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1941年，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受英国政府委托，负责对现行的国家社会保障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调查，并就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构思设计。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贝弟里奇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

——摘编自杨敏、郑杭生《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材料二 二战之后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重大积极作用，但这并非表明，现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十全十美。据英国的有关方面统计，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在20世纪60年代为81化英镑左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5%，到1980年上升为221.5亿英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年均增长5.2%，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3%。虽说西方国家公共开支比重大，但社会福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英国是福利国家的典范，但目前英国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和略高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1700万，约占总人口的30%，在欧盟组织的其他国家，贫困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高福利损害了人们的就业动力，在西方国家一些失业者不在积极寻求就业岗位，而是等待着国家的救济，八九十年代欧洲的经济萧条过程中，这些因素很快变为导致高失业率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周良才《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几点认识》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是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以下为该著作中的部分史料内容：

材料一 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阶段清晰可见，第一阶段到19世纪中叶，包括棉纺织工业的、采矿业和治金业的机械化及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运用。第二个阶段持续到19世纪整个下半叶，它以科学在工业上更直接的应用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特征。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

材料二 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启动社会变迁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固模式，政治上是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帝国，丝毫不见启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内部动力和物质条件。不同于中国的单一结构式的农业社会，英国已经孕育出内源性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变革的前提条件……那种认为西方更多是靠对东方掠夺而发达起来的想法并不准确，当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它们在启动阶段是起主导作用的。

——摘编自白少飞《以大历史观看待中国的现代化》

材料一 早在11世纪的诺曼王朝时代，英国国王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设立了御前会议的组织，供其咨询，并协助办理一切立法、司法和行政事务。此组织又称“诺政院”，这是英国最早的中央政府机构。到亨利六世（1422—1461年、1470—1471年在位）时代，由于御前会议人员过多，不能经常集会，于是从其中分出一部分，这就是枢密院。在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时，枢密院又设立若干常设委员会及临时委员会，分管各项事务。其中，以专管外交的常设委员会权力最大，而且最受国王信任。后来，这个委员会对于国家大事，几乎无所不问。国王和这个委员会的少数亲信枢密顾问官，经常聚在一间房子内秘密讨论国家的内政外交，由此产生“内阁”。1714年，乔治一世（1660—1727）不能出席枢密院会议。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内阁会议由一位大臣主持，因而出现了首相的职务。这种情况便被利用来造成一个新的、重要的宪法上的先例，并仿佛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枢密院开会时应当没有国王参加而有自己特定的主席首相。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逐渐强大，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统治权。首相的出现，把枢密院从国王的一个咨议机关变成了不依赖于国王的各部大臣的内阁，即责任制内阁。首相从本党议员中提出阁员名单，请国王任命。大臣分阁员大臣和非阁员大臣。参加内阁的阁员大臣只是政府中的部分大臣，阁员人数由首相确定，组成人数经常变动。

——摘编自黎传综《英国内阁的由来及首相的产生》

材料二 回顾英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而这种文明一直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争相效仿。研究英国的崛起，不能忽视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创新性。……英国文化保守中蕴含着创新，创新中体现着保守，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性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我们研究英国的崛起，正是要研究导致其崛起的各种因素，并且揭示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

——唐晋主编《大国崛起》

材料 先进中国人认识与汲取西学的过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引导下迈开步伐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 “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少数人虽然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更开明的人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时局变迁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拟定一个论题（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