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朝廷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唐代外商们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律》中甚至还包含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唐律）论。”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的理想。在和平共存思想的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明）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隆庆六年，郡守罗青宵…议征商税，以及贾舶……万历三年，中丞刘尧海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于时商引俱海防官管给，每引征税有差，名曰引税。

——摘编自张燮《东西洋考》

材料三   国朝（指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日“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至（乾隆）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

——摘编自梁廷枏（nán）《粤海关志》

材料一   1813年，英印当局在印度传播基督教，以图从文化心理上铲除印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遭到印度教徒的激烈抵制。1818年，印度总督取消了出版预审制度，只要不对政府提出批评，可以自由办报。大量报纸的出现对传播西方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英国还在印度推行英式教育，规定殖民地官员的选拔必须通过英语考试，这有助于培养具有西方思维的亲英土著人。殖民者还引进了现代的司法系统和政治制度。这一切极大地破坏了印度社会结构，推动了阶级的分化。

——摘编自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困境，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

——摘编自曾加蒙《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一   《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即人的生命价值比动物重要。《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后世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

——摘编自韩星《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材料二   隋唐以后，东亚汉文化圈并非是中国一个国家所创造的文化，而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国家与中国共同创造的文化。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大融合与借鉴的过程，包括吸收印度和其它西域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互动。“日本模仿盛唐制度，而不取道教；抄袭我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失为明智。”……而华夏文明也从周边各国获得了新鲜血液。总之，在接受华夏汉文化的同时，东亚各国并未失去其文明的个性。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一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很快。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各级郡国学校也相继创办。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材料二   1898年7月，光绪皇帝下诏建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化国立大学，成立之初既是国家最高学府，也担任全国教育的行政管理职能。学校一改“中体西用”的旧思想，秉持“兼容并包，中西并用”之理念。儒学经典不再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是开国内风气之先，引入西方近代学科，分科教学以培养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到20世纪初，学校已开设师范馆、译学馆、医学馆、仕学馆，后又细化为文科、商科、工程科、法政科等学科。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的主体改名为北京大学，在近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