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19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地区差异。

材料二：

从1978年年底到1997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城市化速度的2.5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992年以后，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批陆上边境口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开始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城市的数量和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开无误增长趋势。到1997年末，有731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和分行）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9个城市。其中700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63%集中在北京（243家）和上海（215家）两个城市。其次是广州（61家）和深圳（54家）。

——摘编自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汉初，不征关税。《汉书》载：“（汉武帝）太初四年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武帝以后，内地关税的征收范围不断扩大，且税率不断升高。张骞出使西域以后，陆路贸易经河西走廊，直通中亚和西亚。海路贸易也兴起了，番禺是当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在边境的进出口要道，汉代都设关管理对外贸易征税。

——摘编自祝凤梧《中国古代关税漫谈》

材料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其手段有：一是设立通商口岸；二是降低关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进口关税降无可降。清政府也需要稳固的财政收入，关税是维护清政府运转和及时足额赔款的保障，因而，在经过前期关税和船钞的大幅下降之后，晚清后期，关税制度特别是关税税率、船钞等变化不大。而《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为提高清政府对巨额外债的偿付能力，西方列强主动提出将关税税率提高到“值百抽五”的水平。

——摘编自胡公启《晚清中国关税制度变迁及影响》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救亡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成为20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方案是由各省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法，确立省自治，进而通过联省自治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各省军阀纷纷表示拥护省自治，旨在“利用民气，以图自保”。湖南军阀谭延闿首先宣布自治，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资产阶级应军阀之邀参与制宪，或著文立说，各抒己见。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近世所以治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联省自治由本省人充当本省的文武官员……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胡适则通过文章提出“军阀权限太多，中央无力制裁军阀。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充分发展其潜势力，来推翻军阀……已经可以成为号召的旗帜了。”1923 年，随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破产。

——摘编自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