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在16世纪～20世纪初的世界近代史历程中，现代化经验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化也因此被塑造成人类现代化的代名词，但现代化道路绝非西方“专利”。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对西方的掠夺和控制基础上，其历史黑暗面永远难以抹去。从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剥削农民，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剥削工人；从寻找新大陆、建立贸易据点，到大规模殖民、建立殖民帝国，西方现代化展现出恃强凌弱、泯灭人性的掠夺本质。

    ——摘编自戴维来《世界现代化道路绝非独尊西方》

材料二   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世界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竞相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苏联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采取了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接受西方国家技术援助，援助项目涵盖了冶金、工业机械、农业机械、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引进外国商号和工程师、专家，消化和吸收了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进口机器，积极吸引国外贷款。同时，苏联建立起自己的工厂艺徒学校、工业技术教育制度，科研机构数量明显增加，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926年，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8％，到1938年初，这一比例已升至30％。1941年，按工业生产总量计算，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外交方面，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其常任理事国。

——摘编自宋才发《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

材料三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效法欧美”“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特色”的选择和转换，清晰地凸显了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代主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和发展特征改写了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定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化实践和现代化理论，拓展了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彻底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一统天下，为人类对代化道路的探索做出新贡献。

——摘编自于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价值与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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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总结的秦汉时期四件极关重要的事情，包括：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在雅典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权利，其权利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和管理城邦事务的方式来实现。公民参政的最高民主机构是公民太会。……雅典国家机构权限相互交叉，公职人员的权限也部分交叉，因此，恩格斯说：“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蒋云芳等《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材料三 美国历史学家布卢姆说：“1787年在费城所起草的宪法是实验时期最伟大的创造性的胜利。……战后人们最初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政治的思想，引导着美国人民建立了行政首脑软弱无力、上院不起什么作用的州政府；新的宪法则建议有一个权力很大的行政首脑和同众议院权力相当的参议院。……全世界都说过，像美国规模这么大的国家，要建立共和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居然兴起了一个新型的共和国。”

——《美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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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某学者通过对地理禀赋、科技进步、贸易、综合国力等变量及变量关系的研究，得到如图所示的“大国兴衰动力机制”（⊕表示正相关，⊙表示强度相关）。

——据刘大庆等《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

根据材料，选择一个变量或多个变量及其关系，围绕“大国的兴衰”这一主题，自拟论题，并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儒家典籍是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启迪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政治思想领域施以积极影响的典型代表。17世纪至18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将大量以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典籍转译为西文后传入欧洲。此举使中国儒家学说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欧洲兴起了百余年的“中国文化热”。18世纪，众多欧洲启蒙思想家从博大精深的中国儒学经典中受到启迪，从儒家经典著作中汲取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先进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

——摘编自周小欣《中国儒家典籍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中华文化之传入欧洲，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是以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他们到中国后习汉文，穿汉服，大量译介儒家经典，直接推动了中华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并最终在欧洲掀起了浩大而深远的思想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罗马教廷和法国国王也在积极派遣和支持许多传教士来中国宣扬宗教文化，但是在那时的中国却始终未曾出现大规模的西方文化热。

——摘编自顾友仁《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内在关联》

材料三   放眼当前世界各主要文明传统，以及现代文明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现状，一个古老而文明的中国正在民族文化复兴的道路上，以自己深厚文化传统推动着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既不外在于现代性的基本要求，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只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而且是在复兴这一古老的文明过程中，将给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复兴与后发达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启示意义与巨大的力量支持。

——摘编自吴根友《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材料一   公元2世纪左右，棉花已经被引入我国新疆、云南、广东等地区，但是直到宋元之际它才开始向内陆地区传播。宋代人口的增长推动着棉花在中国内地种植技术和纺纱技术的高度发展。南宋时，棉花栽培和生产已经越过南岭山脉和东南丘陵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同时，新疆的棉花东移入陕，到元初已经形成了“江东陕右亦多种”的局面。随着元代统一全国，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和利用越来越广泛，棉布的销售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于棉布比丝麻织物衣料暖和，北方地区对棉布的需求更为显著。元代为了加强管理和适应棉纺织的规模生产，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浙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设立木棉提举司，以便于在南方各地收购棉布。

——摘编自王东《宋元棉花东进的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研究》

材料二   棉纺织业作为近代中国的支柱产业，其植棉方法与棉花品种长期落后，且从种植到纺织基本局限于家庭内部。鸦片战争后，洋棉制品涌入，本土棉纺织业面临严峻危机，社会各界要求发展机器棉纺织业的呼声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器纺纱业虽有所发展，但因国产棉花产量低、质量差，中国纱厂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棉花。为扭转棉业落后局面，社会各界采取了多方面的改进措施：如李鸿章等引进推广美棉品种；国民政府于1933年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积极参与棉花种植改良工作。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国产棉花及其制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国内机器棉纺织业的自主发展。此外，棉业改进过程中还催生了植棉合作的新劳动形式，至1936年，全国已成立1200余个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这种运销合作不仅保障了植棉利润，也提高了棉农收入。

——摘编自苏泽龙《机器与棉花：近代棉业改进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