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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风雪

祝勇

想到宋代，首先想起的是一场场大雪，想到宋太祖雪夜访赵普，想到程门立雪，想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仿佛宋代，总有着下不完的雪。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是从隆冬画起的，枯木寒林中，一队驴子驮炭而行，似乎预示着夜有暴风雪。萧瑟的气氛，让宋朝的春天显得那么遥远和虚幻。

《水浒传》也可以被看作描绘宋代的绘画长卷。《水浒传》里，令我印象最深的文字是关于雪的。文字随着那份寒冷，深入了我的骨髓。《水浒传》里的大雪是这样的：“（那时）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还写：“（林冲）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大雪，在林冲的世界里纷纷扬扬地落着，好像下了一个世纪，下满了整个宋代，严严实实地封住了林冲的去路。

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实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底层公务员，所以高衙内才会对他百般加害。但即使如此，林冲想的还是逆来顺受，一心想在草料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重返社会，与家人团聚。只是陆虞侯不给他出路，高俅不给他出路，留给他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反”。逼上梁山，重点在一个“逼”字，没有朝廷逼他，林冲一辈子都上不了梁山。连林冲这样一个怂人都反了，《水浒传》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是何等的不留情面。

那才是真正的冷，是盘踞在人心里、永远也焐不热的冷。宋徽宗画《祥龙石图》、画《瑞鹤图》，那“祥”“瑞”，那热烈，都被林冲这样一个小角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

宋代的人都没有读过《水浒传》，但一入宋代，中国绘画就呈现出大雪凝寒的气象。像郭熙的《关山春雪图》、范宽的《雪山萧寺图》等，都是以雪为主题的名画。雪，突然成了宋代绘画的关键词。以至于到了明代，画家刘俊仍然以一幅描述赵匡胤雪夜访赵普的《雪夜访普图》，向这个朝代致敬。

这在以前的绘画中是不多见的。晋唐绘画，色调明媚而雅丽，万物葱茏，光影婆娑，与绢的质感相吻合，有一种丝滑流动的气质。

到了宋代，绘画分出了两极——一方面，有黄筌、黄居宷、崔白、苏汉臣、李嵩、张择端、宋徽宗等，以花鸟、人物、风俗画的形式描绘他们眼中的世界，田间草虫、溪边野花、林中文士、天上飞鹤，无不凸显这个朝代的繁荣与华美；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的画家痴迷于画雪，画繁华落尽，千峰寒色的寂寥幽远，画“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的浩大意境，画“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清旷虚无，似乎预示了北宋时代的鼎盛繁华，最终都将指向靖康元年的那场大雪。

宋代雪图中的清旷、寒冷、肃杀，确实有气候变化原因。艺术史与气候史，有时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隋唐时代，中国气候温暖，所以隋唐绘画，如实地反映着当时的气候状况。

那时的中国人，窝在长安城里，吃着肉夹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暖冬。冬天的气温尚且如此，春夏就更不用说了。我甚至想，唐朝女人衣着暴露——袒胸露背，蝉衣轻盈，气候温暖应当是一个前提条件。世间能有多少人，甘愿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呢？

宋代中国的气候是冷的，比唐代要冷得多。宋代画家用一场场大雪，坐实了那个朝代的冷，以至于我们今天面对宋代的雪图，依然感到彻骨寒凉。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分别是：东周、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明末清初。而这四个时期，正是群雄逐鹿、血肉横飞、天下乱成一锅粥的时候。那些乱，也可以从气候上找原因，因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老百姓靠天吃饭，气候极寒导致粮食歉收，造成大面积饥馑，加上朝廷腐败等因素，很容易使天下陷入动乱。

宋人画雪，不是那种欢天喜地的好，而是静思、坚韧的好。假若还有希望，也不是金光大道艳阳天的那种希望，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

我看过莱昂纳罗·迪卡普里奥的电影《荒野猎人》，他演的那个脖子被熊抓伤、骨头裸露、腿还瘸了的荒野猎人，就是在无边的雪地里，完成了生命的逆袭。但在几百年前，在中国的《水浒传》里，施耐庵就已经把这样一种寓意，赋予豹子头林冲。于是，在少年时代的某一个夜晚，我躲在温暖的被窝里，读到如许文字：“林冲投东去了两个更次，身上单寒，当不过那冷。在雪地里看时，离的草场远了，只见前面疏林深处，树木交杂，远远地数间草屋，被雪压着，破壁缝里透出火光来……”

我相信在宋徽宗的晚年，他所有的眼泪都已流完，所有的不平之气都已经消泯，他只是一个白发苍髯的普通老头，话语中融合了河南和东北两种口音，在雪地上执拗地生存着。假若他那时仍会画画，真该画一幅《雪江归棹图》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颠沛的一生，做一个交代。

（节选自《江南》2019年第2期）

①《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以反映广阔的周民族社会生活而著称，这其中就包括女性的生活状况。据统计，《诗经》中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占其总数305篇的1/3，与女性爱情有关的作品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经》是我国女性文学史的第一页，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大量描写女性的作品。尽管《诗经》被经典称誉照耀得失去了面目，被历代评说覆盖得难以辨认，但通过《诗经》中的女性描写，我们可以寻绎周民族的文化特征，对于了解那个社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②描写女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女性美的表现。“环肥燕瘦”揭示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对女性审美的要求，而《诗经》中对女性美的描写，则更有一番韵味。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几句对庄姜肖像的描写向来深受历代诗论家的好评，后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更是将这位美人写活了。可是这位既美且贵的庄姜，诗人却冠之于“硕”，即身材的高大健壮。贵为国君之妃的庄姜尚且如此，这说明高大健壮是这一时期人们对女性美的要求。《诗经》中的女性美既不是男性的高大威猛，也不是杨玉环的体胖无力、丰肉微骨，而是高大健壮的美，是一种独具女性魅力的健康美。她既有别于古代的女性美，也不同于当代的女性美，但却折射出周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

③周民族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从事着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并在社会生产劳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们既要祭祀、采摘，又要制衣。在《诗经》那个年代，祭祀主要是男子的事情，女子只是摆摆贡品，参与其事罢了。采摘则是女性最主要的劳动，她们采摘的东西很多，有荇菜、卷耳、蕨、繁、蘋、萧、艾、桑、葛等，这些有的是食用的野菜，有的用于祭祀，有的用来养蚕。制衣在《诗经》中屡见不鲜，她们大多是为贵族制作嫁衣裳。在这个时期，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是很难担当如此重任的。因此，只有高大健壮的女性才能从事这种体力劳动。

④周民族人口稀少，诸侯间经常发生争夺人口和土地的不义之战，这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数量的锐减。孳生人丁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愿望，因为当时人口的多寡决定国家的强盛与否，而女性的生育能力当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女性的高大健壮就成为人们对女性审美的要求。

⑤服饰是一个人外在形象的最重要方面，它不仅可以显示人的性格，而且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诗经》中的男性服饰是非常艳丽的，像“绿兮衣兮，绿衣黄里”（《邶风·绿衣》）、“大车槛槛，毳衣如菼”（《王风·大车》）、“我觏之子，衮衣绣裳”（《豳风·九罭》）、“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豳风·狼跋》）。而女性服饰以素淡为主，李炳海在《<诗经>女性的色彩描写》一文中论述甚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对女性的描写往往失于浮艳轻靡。词句多是软媚绮丽，色彩离不开红香翠软，从梁陈的宫体诗到唐末五代花间派词，走的都是这条路子。但是《诗经》却是另一种情况，人们在刻画女性形象时，不是浓墨重彩，而是素描淡抹，与此相应，女性作为主要角色出现时不是披红戴绿，流金溢彩，而是素淡典雅，清秀端庄，她们的服色以素色为本。”女子着素淡的服饰，这是周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汉代以后的文学中，女性服饰是非常华丽的。像采桑女子秦罗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陌上桑》）工具之精美，发式之新奇，衣着之雅致，贵夫人不过尔尔。

⑥但这并不是说《诗经》中的女性并不是不懂得服饰对自身的重要，而是由于当时的文化所致。《后汉书》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用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也就是说，早期的服饰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远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东西”。《诗经》时代对男性的审美关注不是偶然的，而是原始文化观念的延续。当我们认真观察自然界生物的外观，就会发现许多雄性生物也与《诗经》中的男性一样有着艳丽的外表。有着多彩闪烁长尾的是雄孔雀，有着闪亮鬃毛潇洒异常的是雄狮，甚至空中的雄性昆虫也更为引人注目，他们必须以美丽的外表和积极的行为去吸引异性。而在远古，人们处于一种近乎自然的生存状态下，他们也沿袭了这种积淀在生命最深层的审美习俗，极力装饰以突出男性的美，而女性反倒并不突出。这就导致男性穿着红、绿、黄等华丽的服饰，而女性则是以白色为主导的淡雅服饰。

⑦除了肖像描写外，女性的品德修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换句话说，《诗经》中对女性的要求既看重其容貌美，也很在意其品德美。《周南·关雎》是一首爱情诗，诗中的男子“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采荇女是“窈窕淑女”。“窈窕”，马瑞辰《毛氏传笺通释》云：“《方言》：“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淑”，即“善”，是对女子内在品德的要求。三个字中有两个关乎德，可见让这位小伙子朝思暮想的女子是“淑”的品德美。由此我们看到，周民族是用君子之风要求男性，也相应地找到淑女风范来规诫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君子和淑女的标准是一致的，即都必须符合温柔敦厚的道德规范。

（节选自柏俊才《由<诗经>中的女性描写看周民族的文化特征》，有删改）

①不仅仅古代神话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更是他们探索生命和宇宙的文化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神话故事看似离现代科学渐行渐远，然而近来一些研究让这些古老传说与现代科学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联系。②古代神话和现代科学的关联究竟是什么？怎样的途径使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呢？

在神话中，神、仙、妖的故事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也为后代留下一笔文化遗产，成为人们思考生命奥密的重要契机。科学的进步让我们更深入理解世界；一些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如今通过科学得以揭示，从新的视角，人们开始探讨古代神话中蕴含的科学思想。

现代科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现象：古代传说中的日食、月食等天体运动     A      ， 古人的药方与现代医学中提出的某些理论也意外地契和。这些巧合让人惊奇，古人或许在无意中掌握了一些自然法则，甚至这些认知与科学知识不谋而合。

有些人提到《山海经》中有关气候变化的叙述，认为这与目前的气候变化有着惊人的相似。③这是单纯的巧合，还是古人早有预知？这种探讨无疑向现代的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让我们对这些神话有了更新的理解。

有些人还提到传统中医与古代神话的关系。在某些故事中，人物的超凡能力，如长生不老、腾云驾雾等；似乎与中医的理念相得益章。④古人在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些养生之道，能否从中找到现代健康管理的新思路？这样的探讨为当代医学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引人深思。

古代神话和现代科学好像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它们并非简单的对立，     B      ， 深入研究古代神话或许会为今天的科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那些“稀奇古怪”的现象。这条探索之路充满神秘色彩，期待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这一旅程，⑤去挖掘古代神话背后信息的丰富。

（1）在音乐欣赏课上，王老师以白居易《琵琶行》中的“ ， ”为例，说明音乐声的中断能产生别样的艺术效果。

（2）诵读古诗文时，同学们发现，“拜”“谨”等词如果放在书信或奏章结尾，是表示写作者的敬意，如“ ， ”。

（3）“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四季常青，经冬不落。陶渊明对松青眼有加，翻开陶集，我们便可读到“ ， ”，想与之为友。

苏武庙

温庭筠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① ， 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注】①甲帐，汉武帝所造的帐幕。

参北斗

周蓬桦

①居住在湖边小区，每天沿湖散步，当仰脸望见夜空的北斗星，便会瞬间怀念辽阔的北方，森林莽野，白山脚下的那条路像跳动的火苗映入脑海——哦，那里有我的小木屋，有白桦林、野山参、梅花鹿、紫貂、松塔和萤火……

②夜晚，大地滴水成冰，可以听到冰雪在屋檐聚集，窗花窸窣开放，氤氲之雾在空中飘散。而星光的照耀，指引我内心渴望森林。远方，北斗星下，暴风雨正在聚集，有各种突如其来的危险，但那是大自然带给人的考验，充满了战斗的欢娱和荣光。当然，更多的是美景，是视觉的盛宴和全新的体验。每年，我都要挤出时间把自己放逐，去草原、沙漠、湖畔、山野等原生面貌尚存的地方，吸取大地的精气和能量，而白山渐渐成为一个考察营地。

③白山周围，地貌复杂而开阔，有太多值得挖掘的故事，莽莽群山中隐藏着人与大地相亲相爱的奥秘。

④第一次去白山看天池，正落山雨，天池和潜伏其中的水怪，始终在雾气中不肯露出真容——而令我失望的还有天池周围的地貌，居然是一片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火山灰遍布，仿佛带有热度，这与想象中满山花开的画面不符。但从天池返回的路上景色大美：瘦的山体被自然的伟力切开，地下森林神秘幽深，奇异的花草如梦似幻。哦，还有成片的花楸树，我快步上前，搂定其中的一株——我终于又见到了花楸树……

⑤我记录下每一株树和植物的名字，记了满满一大本子，还有丛林中飞舞的蝴蝶、奔跑的麋鹿。在疾驰的旅途车上，我都一遍遍地温习这些名字，像对待最亲密的朋友那样记牢，放入大脑的储藏室里，像食物一样伸手可取。忙碌芜杂的生活把我的时间切割成了碎片——眼下到处都是碎片化的物景，手边的事情总是处理不完，往往一件事情刚刚理出头绪，另一件事情已在推搡催促，日子看似持续前行，实则乱糟糟的，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更经不起时光的检验。当夜晚来临，大脑一片空白，感觉两手空空，内心浮现莫名的悲伤。少年时代，醉心于浪漫的诗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哦，成年后，我终是没有逃脱世俗的魔掌……在旅途中，我细细检点自己的来路，内省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的自私、狭隘、斤斤计较……一些过往的细节不忍正视，甚至要呕出一片血来，我的心在隐隐作痛。

⑥渐渐地，我觉得自己缺失了北斗星的指引。我时常浮躁，也做过错事，总是在深夜发出叹息。

⑦在白山一带，一位写作者的名字在我脑海冒出，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互相留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并且预约下一年春天在山脚下相聚。他在二道白河镇租了一个院落，有写作间，有烧茶室，还有收藏的各种动植物标本。他向我讲述自己多年在群山密林观察自然与动物的冒险离奇的故事，因为那些历险，他差点丢掉性命……他口若悬河，语速飞快，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根本插不上话，只有点头倾听的份儿。这些年我很少见到一位清奇特别的同道，他应该算一个。一番交谈后，我很快发现自己和他性格差异较大，但我被他散发的个性魅力深深吸引——我想去看看他森林小镇上的荒僻院落，看看他在山脚下蹲守观察自然的木屋子，以及他多年来各种珍贵的收藏。在我看来，他是中国大地上的普利什文，或者写过《金蔷薇》的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总之，他是个内心有北斗星的人，在天黑后准时点亮，在拂晓前燃烧；他在早晨的光线下劈木柴的声音响彻四方。

⑧我们计划在春天见面，万物花开，森林歌唱。有无数次，我虚拟出我们在白山脚下相聚的情景，我把他想象成老猎人的模样，他扛着双筒猎枪，双目炯炯有神，警惕地注视四周，只不过他不是为了猎取野生动物，而是为了对付那些林中偷猎的人。时光变迁，让世人的认知产生了分野，有人为了获得暴利不惜冒险残杀野生动物，有人则不惜性命来保护这片山岭。我的作家老哥是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天下所有猎杀野生动物的人都是他的仇敌。他之所以常年蹲守森林，在露水间穿行，仔细地记下自然规律、日出与日落，记下动物与植物们的行踪与生长，然后写成书传达给远方，正是要告诉人们这片古老的森林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再破坏下去，这片山林将不再美丽，直至成为荒凉的废墟。我们将沿河而行，款款散步，身边是高大的树木，野花艳丽芬芳，风轻轻地吹动着树叶，水在独木桥下静静流淌，神秘的气息向四周扩散。但是，这个美好的画面近在咫尺，却最终没有达成实现——2017年5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猝然离世的消息……

⑨春天，我如约来到二道白河镇，这是一场单方的赴约——接受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必须前来完成这个宿命般的约定。奇怪的是，我的内心没有悲伤的成分掺杂，而是异常平静。友人离去的消息越来越多，像密集的子弹击中我身体的敏锐知觉，只剩下无奈的承受。空气中响着他的话语，听得真真切切，我甚至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强大的气场依然存在，他的粗嗓门和爽朗的笑声还在森林之上盘旋，深沉而豪迈。经过一番打问，我寻找到他租居的院落，木栅门，石头墙，一切都像我梦中见到的一样。迎接我的是一树盛开的梨花，见我到来，梨花兀然飘落一地，仿若一场白色的祭礼。我看到他生前用过的旧物：行李箱、衣帽和沾有泥土的鞋子，以及他从森林里搬来的一堆木桩。

⑩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缘分多么短暂，却可以在灵魂的深处永久回荡。他在林中的坟墓朴素无华，已经爬满了野草，草丛下埋葬着一颗北斗星。

材料一：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其中，“体”指的是本体、本源，代表理论基础；“用”指的是实践、方法，代表实际应用。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要求我们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并通过实践来丰富和发展理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经世致用。这里的“经世”指的是那些始终管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真理，“致用”则是将这些真理应用于实际生活。文化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弘扬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传统精神构成了超越时空局限的精神基石，它既具有稳定性，又不断衍生出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的具体内容。这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的生动体现。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没有中断过，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背离或者抛弃过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传统。作为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在坚守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传统的同时，我们要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形态，确保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需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让“体”与“用”在文化事业中得以发挥作用。

实际上，“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思想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髓；既有历史的纵深，还充分彰显了当今的时代精神。要赓续中华文脉，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深入理解和践行“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念。马克思强调，理论的价值在于改变世界，而非仅仅解释世界。这意味着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原则。因此，在“明体”基础上“达用”，在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让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实现“体用贯通”，使理论与实践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中华文化建设应遵循的根本原则，要求我们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董振华《深刻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

材料二：

民歌始终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与现代专业作曲家或历代文人创作的作品相比，民歌在口头性和集体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即兴性和流变性等方面有明显特征。其中，“流变性”是民歌最突出的特点，即民歌的“变”是永恒的，“不变”则是相对的。民歌的流变性主要体现在时代的流变、区域的流变以及人们审美的流变等方面。流变的过程极有可能对其文化价值产生冲击。今天，我们要加大力度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歌，要对传统有敬畏之心，尤其在有赖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歌濒危抑或面临断绝的现阶段，我们更要有危机意识，要将保护放在首位。

民歌的作者和传唱者是劳动人民，他们通过编唱民歌来传授知识、诉说思愁、表达爱情、祈求幸福、记录生活和历史。《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间流传的一首情歌信天游。抗战时期，有了来自八路军口中的唱词版本，后经民间艺人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以及专业词作家公木、作曲家刘炽、演员王大化等改编加工，《东方红》的音乐旋律变得更加规整，节拍由原来的2/4拍改为4/4拍，速度较前放慢，与原曲相比较有了一定的变化。《东方红》的歌词歌颂了毛泽东、歌唱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改变了信天游曲调中的情歌风格，生发出庄严、博大、宽广等新的情感，在主动求变中，实现了一首情歌向一首颂歌的转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歌的原生样貌早已在历史长河中、在世世代代的口传心授中发生变化，但民歌的基因血脉却以不同程度的遗传、衍生抑或再生等方式不断地被保存、延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我国传统音乐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单民歌这个体裁就有百余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指向。民歌标示着文化的内在结构和模式，蕴含着文化发展的选择和路向。试想，像《茉莉花》这样的中国民间小调，如果没能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变与不变的关系，又怎会发展成“中国第二国歌”并走向全世界？

对音乐而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念就是要求我们处理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变与不变的关系。我们需要在保持民歌原有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民歌这座宝藏并加以融会贯通，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尝试将民歌与现代创作技法、科技手段相结合，不断推出既蕴含传统精髓和传统要义，又具有时代感和新意象的作品。这些作品应以守正创新的面貌展现在当代人民群众面前，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歌焕发蓬勃生机。

（摘编自张天彤《坚持体用贯通传承好民歌的文化价值》）

本试卷语言文字运用部分的文字材料中提到，智能时代，信息过载、时间失控成为一种常态。面对这样的“常态”，我们如何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上？

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①修辞上所讨论的有两方面，一是怎样使文章不坏，二是怎样使文章更加好。前者叫做消极的修辞，后者叫做积极的修辞。

②积极修辞的方式很多，归纳起来，有几个原则。

③一是调和。这是说要整齐、相应、谐和、自然。就句子讲，要上句与下句接合得毫不勉强。就全篇讲，要全体能统一，书信像个书信，论说文像个论说文。就用语讲，要与思想内容相应，如果是引用成语的，那成语须不晦僻，而且要摆在适当的位置。

④二是具体。这是说要把空漠难解的无形的事情用具体的办法来表达。我们应付事物有两种机关，一是五官，一是心意。五官的对象是事物的具体的部分，心意的对象是事物的抽象的部分。抽象的话也许使对手难解或不感趣味，所以常常要把它改成具体的话来表达，“生活困难”有时改说“没有饭吃”，这就是把抽象的话改成具体的话来表达的例子。

⑤三是增义。这是说要用有关系的材料附加在所说的话里面，使所说的话意义更丰富。例如把“形势危急”说做“形势危急如累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累卵”“风烛”都是附加上去的材料。因了“累卵”“风烛”，使对手想象到一种光景，可以增加许多本来没有的意义。

《红楼梦》中诗词数量大，样式多，内容丰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曹雪芹不仅让诗词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而且让大观园中的群芳成立诗社，将写诗填词由个人抒情上升到群体咏叹。诗社将《红楼梦》的诗意雅趣推向了高峰，也将其悲剧性演绎到了极致。白海棠纯洁娇艳，却挡不住秋风肆虐，“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桃花娇柔鲜妍，却经不起春雨摧残，“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柳絮洁白轻盈，却禁不住命运戕害，“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难以想象，《红楼梦》如果没有了这些诗词，会是怎样一副苍白面孔！林妹妹不会是那个才思敏捷的林妹妹，湘云不会是那个出口成章的贵族少女，宝玉只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红楼诗社的六次活动，经历了成立、兴盛、衰亡的过程。不仅诗社的兴亡是大观园兴亡的缩影，还是整个贾府兴亡的缩影，更寓意着曹雪芹寻求出路希望的破灭 ， 从而寄托了他物我合一、物极必反、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

（1）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 ， ”两句，层次分明地描绘出金陵城山水相依的开阔画面。

（2）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用“ ， ”两句写自己在轩中读书，时而吟唱，时而静坐的情景。

（3）“中原”，一般指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在古代被视为天下的中心。“中原”一词也常被写进古诗文中，如“ ， ”。

再游鹤林寺^①

道潜^②

招隐山南寺，重来岁已寒。

风林惊坠雪，雨涧咽飞湍。

壁暗诗千首，霜清竹万竿。

东轩谪仙^③句，洗眼共君^④看。

【注】①鹤林寺：佛寺，在润州（今江苏镇江）。②道潜：释道潜（1044-1106），本名昙潜，俗姓王，自幼出家受戒，北宋诗僧，于经藏。文史无所不读，能文工诗。③谪仙；古人用以称誉才学优异的人。后专指李白。④君：指苏轼。道潜曾与苏轼交游，其诗颇受苏轼赞许。

材料一：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节选自苏洵《辨奸论》）

材料二：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

（节选自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

在旷野里（节选）   

柳青

人们自豪地叫作“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摇篮。但是在整个悠久的历史上，这里是不光有过升平盛世和文物创造，而且到两年以前的解放为止，简直是充满了征战、掠夺、压迫、剥削、痛苦和饥饿……各种矛盾的现象好像是跟随着空气普遍到每一个村庄，以至于在老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十几年的干部初来的时候，不禁为这个全国著名的小麦和棉花的出产地那么富足又那么贫困、那么凶狠又那么可怜而大吃一惊。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在他房里砖铺的潮湿的脚地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吃饭时大家谈论的一个严重问题——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棉蚜虫。对于农业科学还远没有摸到边的朱明山，光听说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季节里，单性生殖的棉蚜虫每一个就可以繁殖到六万万亿，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害虫向刚刚翻身的棉农生活和新生国家的工业生产侵犯的危险性，好像他过去在营里听到敌人运动的侦察报告一样。一清早，县委秘书就跑来向他报告，深夜有两个区打电话来要求暂停征粮工作，集中力量治虫。早饭时，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又说，昨天晚上从渭北回来的农业工作站的一个人正在连夜给县政府赶写报告，说那里的四个区情况已经严重到不是少数喷雾器可以解决问题的了。当地干部反馈：“连个群众会都召集不起来，群众都说‘咳！人还能把那虫给治了？’”

“昨天又有两个村抬万人伞祭虫王爷……”

“翻了棉花地种晚包谷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群众老远看到工作队的同志，就把香纸往袖筒或襟子底下藏着，像小偷儿一样鬼鬼溜溜地躲走了。”

“群众对干部们最好的态度就是灰心丧气地应付一两句‘日头爷高了，盯一盯回去吧。你们能有啥办法哩嘛’……”

“写什么报告？”朱明山不满地想着，“要是在军队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这么搞，报告转来转去转到指挥员手里，也许早给包围了。我自己到农业工作站去。”

吃过早饭，朱明山就和区委书记骑车子到渭阳区三乡蔡家庄去了，那里是区的重点，有一个植棉能手蔡治良。蔡治良发现肥皂和蒸馍用的石碱都可以杀虫。人的智慧的确是经过劳动逐渐提高的：他们居然根据工业产品“硫磺石灰合剂”这个概念，创造了许多新的“合剂”——烟叶半斤、辣子半斤，加水四十斤熬好滤过；煤油六两、肥皂六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煤油四两、石碱四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这些“合剂”比单独一样东西杀虫的威力大得多。大家商讨后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最有力量的宣传是实验。

“所有这些新办法，都要在这几天里试验。”朱明山向其他干部嘱咐，“以后再提出来的法，也要试验。试验成功就请大家参观。”

李瑛报告：“药械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出动。”

经过两三天在烈日底下的鏖战，渭北四个区的治虫工作就出现了新气象。

在大批干部下乡的第四天，从渭河北岸来到渭阳镇街上的人就带来了乡村里弥漫起来的新气象，好像土地改革的浪潮一样，变成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说有许多村子白天已经看不见几个人了，很多大门锁了，大门外面摆着盛药剂的水缸，有的甚至把水缸搬到棉花地边上。遍地都是男人、女人、老汉和小孩，端着盆子、瓢、大碗，用扫帚蘸着各种土制药剂刷着被棉蚜虫爬满的棉苗。人在随便哪条路上走，都看见路两旁一排一排戴草帽和笼头巾的人，青壮年二垄，老年人两垄，娃们一垄，互相帮助着往前刷……

朱明山在街上遛了个弯，带着满意的笑容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回想起头一天到这街上人们一见他就躲避的情景，一种成功的喜悦使他浑身都感到轻快。

他到合作社去。买煤油、石碱和肥皂的人很多，他挤到台阶上去，见柜台上摆了许多竹篮子和瓶子。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其盘珠子的声音、锤子敲石碱的声音和玻璃瓶子磕碰的声音在柜台后面混杂成一片。

“你们应该一个乡或一个村组织起来买，”朱明山望着柜台外面挤得满头大汗的农民们说，“你们那里的工作组没有帮助你们组织吗？”

“嘿！谁倒给你说没组织？一家一家来买，能把这房子挤塌。”一个眼睛一大一小的中年农民斜斜他的大眼睛，瞟了瞟看来很清闲的朱明山，把他当作一个说漂亮话的人碰了一句，然后把他的竹篮子又往前边推一推。

朱明山并不显得难堪，笑了笑走开了。

有月亮的夏天晚上，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以至于可以使你暂时忘记内心的负担和失掉疲倦的感觉，而像一个娇儿一样接受祖国土地上自然母亲的爱抚。风把炊烟味和牛粪味带到路上来。农村气息时刻跟随着你，使你感觉到处处是在许多村庄的中间。要不然，路两旁的树丛挡住你的视线，笔直的白杨树顶着布满繁星的蓝天，野兔就在你面前从路这边的草丛跑到路那边的草丛里。

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骑上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他们又要往渭河南岸去了。

（节选自柳青《在旷野里》，1953年，有删改）

材料一

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莫言的创作始终有他的独特追求，莫言一直坚持“结构就是政治”的命题，因此他的小说多与政治、历史相关联，尤其是长篇小说多呈现一种庞大厚重的历史感。不同的是，莫言的历史叙事不再关注正统的政治、权力、阶级，更多是从宏大历史潮流中普通人的生活出发，叙事多了一种民间化，莫言一直声称自己的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也是莫言小说的独特性所在。莫言的历史叙事带有新历史主义特征，长篇小说多以家族为基点展开一段历史叙述，但是历史之下总带有一定的文化意蕴，为文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就是这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部长篇小说，本文就从小说文本中的历史书写为例，探寻莫言历史叙事下的文学寓意。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艺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强调的多是文学创作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传播都会受到本土化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不免会打上中国烙印，带上民族性特征。新时期以来基于思想大解放的文化潮流，开始兴起反思历史、解构历史的创作潮流，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去政治化”，这一时期作家们创作的重点不再是以往那种单一宏大的叙事，开始形成多元化取向。

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莫言的小说就开始出现了历史叙事，不过莫言放弃了对正统历史的书写，重点关注的是隐没于历史边缘角落中的那些未被注意、挖掘的历史真实，创作时多借助独特的叙述形式，慢慢地奠基了他小说中历史重构的叙事风格。莫言本人也多次强调，小说家是不同于历史学家的，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他认为，作家笔下的历史是经过处理的带有主观性色彩的文学活动，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象征性活动，而莫言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也使他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在莫言那里历史是以个人的、普通人的视角进行再现，颠覆了此前的历史叙述，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叙述模式与风格，《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就显示了更多的“新历史主义”特征。

莫言将《丰乳肥臀》看作是自己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他自己也在序言中说过：“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历史，写了战争，写了政治，写了饥饿，写了宗教，写了爱情……”。《丰乳肥臀》借助上官鲁氏苦难的一生描写了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变化。作者没有从以往政治历史的角度出发进行叙述，而是以一位母亲和她的九个儿女的命运沉浮为主进行历史的建构，上官鲁氏一家人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问题也是整个人类都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小说中的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都是充满着痛苦与磨难的，历史的正义与崇高在这里被消解，仅成为了母亲受难与不幸的见证。母亲鲁璇儿因为德国人入侵，双亲惨遭迫害成为孤儿；跟随姑姑姑父长大的她从小被裹脚，目的是嫁个有权有势的丈夫，结果民国时期“放足”运动，小脚不吃香无奈嫁给了打铁的懦弱小男人上官寿喜；为了传宗接代被迫借种直至生下上官金童；日本人入侵时公公丈夫惨遭杀害，一人拉扯自己的九个儿女和婆婆上官吕氏；侵华战争、内战、自然灾害、饥饿使她不仅养活自己的孩子还要养活孩子的孩子。在这里，莫言笔下的历史成了迫害上官鲁氏的因素，历史的正义与崇高自然而然也被消解了，不同于主流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莫言运用解构主义的方式展现了历史非正义的一面，消解单一更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

《生死疲劳》同样描绘了中国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历史情境，乡土历史社会中的转折、变革等，以个体生命轮回中的不同动物和人的视角来描述，宏大历史以荒诞、戏谑的叙述形式解构掉了。莫言吸收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与策略，借助大头儿蓝千岁、兰解放、莫言三个人的叙述视角形成了三重历史话语，多角度多元化地消解已定历史的政治性，为历史的重构提供了更多广阔的可想象性的空间。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借三个叙述者的讲述涉及了新中国以来的几个重大事件：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大潮，但莫言没有直接叙述这些历史运动，而是将其作为蓝脸、西门闹以及他们的子孙后辈们“生死疲劳”的历史背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那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以个人的叙述视角被解构了，小说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历史。西门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兰解放的讲述中仿佛一场荒诞的闹剧表演，批斗大会变成了村民们抢夺大雁的场所甚至引发了动乱，人们大打出手死伤参半；游街批斗则成了一场狂欢化的戏剧表演，村民们兴致勃勃欣赏被批斗游街的县长等人，仿佛参加的是一场全民狂欢的乡村聚会。莫言在这里将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以一种戏谑的叙述形式进行重构，历史的崇高与宏大不复存在，历史具有了另一层指涉，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历史图景，小说文本也在多元叙述话语中获得了丰富的文学内涵。

古往今来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文学创作活动带有虚构性的特点，而提及历史总是会囿于正统历史的影响，认为历史是既定的不可随意更改的，这也使作家们的相关创作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如何想象历史表达历史，作家书写的历史与教科书的历史是有所不同的，作家的创作中带有个人的温度与情怀，表现的是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取向。

（摘编自王泳平《莫言小说的历史叙事——浅析<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中的历史书写）

材料二

新时期文学中也有诸如《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城万里图》《皖南事变》等以现实主义重写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创作。然而，新历史小说却对表现轰轰烈烈的政治历史图景不感兴趣，也不再遵循以革命精神为内核的进步历史观，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民间生活，以个人化的视角展开了对历史的多面向叙述。例如，《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第二十幕》等作品将亲族的兴衰荣辱与时代的沉浮紧密结合在一起，放大了历史的局部，着力表现历史风云变幻下家族村落的命运遭际；《灵旗》《冷血》等作品淡化了人物之间的阶级界限，减少了战争史中人物形象的脸谱性，显现出了“温馨、实在、动人的民间品格”；《活着》《米舟》等小说，将偶然性作为推动情节的关键，在对生活的柴米油盐和命运的悲欢离合的表现中发出人生无常的慨叹。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笔下，“正襟危坐”的历史成为可以拆解和操纵的文本，个人命运的兴衰荣辱和生存境遇的起落沉浮是他们更为关心的表现对象。

新历史小说的这些变化，不仅具有打破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传统的审美价值，更在伦理意义上昭示了一种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及其生存为优先的道德原则。米兰昆德拉曾有言：“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假如说前者不属于人，假如说它像一般陌生外力那样强加于人的话，那么，小说（绘画、音乐也同样）的历史则诞生于人的自由，诞生于人的彻底个性化的改造，诞生于人的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认为，文学产生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作家有责任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过滤历史的外部表象，深入勘探时代、人性、生活的内部症结，描写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如何在个体的人身上交锋与转换，并影响人的行动和选择。将作为主体的价值放在第一位，是文学创作内在的道德要求。新历史小说不再用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等观念对人物进行趋于同质化的道德预设，而是从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对复杂道德经验的尊重出发，描绘着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命运的转折中所感受到的生动景象，推动了当代文学从呈现革命的历史向呈现个人的生活史的伦理转向。

（摘编自梁靖羚《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

清人俞樾曾有广为传诵的名诗“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意思是说，在繁花凋零的时刻，春的气息依然弥漫人间，而天气也依旧是晴朗的。

有人认为这两句诗表达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智慧。你认可这种看法吗？请写一篇文章来谈谈你的认识和理解。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哪（né）吒，在中国神话的宏大叙事中，是一个极具深度与魅力的角色，其形象历经千年演变，承载（zǎi）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哪吒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印度佛教神话，梵（fàn）文名为“那咤俱伐罗”，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在道教与民间传说中生根发芽。在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里，（甲）：殷夫人怀胎三年零六个月，生下一个肉球，李靖剑劈肉球，哪吒就此诞生，还自带乾坤圈、混天菱等法宝。这一独特的诞生方式，打破常规认知，象征着新生力量对传统秩序的冲击，也为故事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哪吒闹海无疑是其传奇故事中最为经典的篇章。东海龙王兴风作浪，残害生灵，（乙），勇闯龙宫。①他与龙王及其爪（zhuǎ）牙展开激战，②使用法宝和机智，③打败了恶势力。④不仅这一情节展现了哪吒的勇敢和正义，⑤还反映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抗争，⑥以及公平正义的追求。

“剃骨还父，割肉还母”的非凡想象则将哪吒闹海的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面对父亲李靖的误解与逼迫，哪吒以极端的方式反抗封建父权，展现出对个体自由和独立人格的追求。这一情节蕴含着深刻的人性思考，引发人们对家庭、伦理和自我价值的反思。

（1）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离骚》作了高度评价，称它兼有《国风》“”和《小雅》“”的特点。

（2）翻译家石真先生将泰戈尔诗集《Lover’s gift》译为《爱者之贻》，极富典雅之美。这个书名，让我们想起《诗经·邶风·静女》中“爱屋及乌”式美好爱情的经典名句“ ， ”

（3）在古典诗文中，“扁舟”这一意象承载着诗人丰富的情感，或暗含淡泊隐逸的愿望，或寄托漂泊羁旅的愁思，或表达悠然自得的情怀，等等。如：“ ， ”。

离亭燕

张昪^①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②。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注】①张昪（992-1077）：字果卿，一生经历了北宋由真宗到神宗国运渐衰的过程，这首词是他辞官退居金陵（南京）后所作。②低亚：低垂。

材料一：

孙忌，高密人，少举进士。始济阳为进士者，例修边幅，尚名检。忌豪举跌宕，不能蹈绳墨，遂亡去，客赵魏间。唐庄宗建号，以豆卢革为相，革雅知忌，辟为判官。

时烈祖^①辅吴，四方豪杰多至，忌口吃，初与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辞辩锋起，人多憎疾之，而烈祖独喜其文辞，使出教令，辄合指 ， 遂预禅代密计。烈祖受禅，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保大十四年，周师侵淮南，围寿州，以忌为司空，使周奉表，请为外臣。忌见延巳曰：“此行当属公，然忌若辞，则是负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叹息，语其副礼部尚书王崇质曰：“吾思之熟矣，终不忍负永陵一抔土。”

周世宗以楼车载忌于寿州城下，使招仁赡。仁赡望见忌，戎服拜城下，忌遥语之曰：“君受国恩，不可开门纳寇。”世宗诘之，忌谢曰：“臣为唐大臣，岂可教节度使外叛。”于是遣王崇质归，而留忌。会暑雨班师，忌亦从至大梁。馆都亭驿，屡召见，饮以醇酒，问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实北面无二心。”

周将张永德与李重进不相能，倡言重进且反。唐人闻之，以为有间可乘，遗蜡丸书招重进，重进表其书于世宗，皆斥渎反间之言。世宗遂发怒时钟谟亦奉使在馆俱召见责让忌正色请死 ， 无挠辞。又问江左虚实，终不肯对。比出，命都承旨曹翰护至右军巡院。犹饮之酒，数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赐自尽。”忌怡然，整衣索笏，东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谨以死谢。”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②闻之流涕，赠太傅，追封鲁国公，谥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为祠部郎中，赐名鲁嗣。

（节选自陆游《南唐书》，有删改）

材料二：

五代之季，士大夫之节义扫地矣。然其间亦有卓然自立者，如孙忌、韩熙载之徒，虽所事非其主，所遇非其时，而忠贞之操，皎然不污。孙忌之死，可谓忠矣。然其所以死者，非徒以忠也。忌之才，足以有为，而所事非其主，所遇非其时，故虽忠而无所成。夫忌之在南唐，犹鱼之在涸辙也。南唐之政，自烈祖以来，积弱不振，忌虽欲有为，而势不可为。及至使周，又不屈而死，是其忠也，亦其穷也。然忌之死，犹足以愧夫卖国求生者矣。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有删改）

【注】①烈祖：指南唐开国皇帝李昪，时为南吴权臣。死后葬永陵。②元宗：指南唐中主李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