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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①，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后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选自《韩非子·难三》，有删改）

材料二：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戏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

（选自《贞观政要·忠义》，有删改）

[注]①祛，袖口，文中指衣袖。

①则被这枷纽的我左侧右偏，人拥的我qián hé hòu yǎn。（关汉卿《窦娥冤》）

②让wěn luàn而危险的疯狂困扰他的安静的生活吗？（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③如今人方为dāo zǔ ， 我为鱼肉，何辞为。（《史记•鸿门宴》）

材料一：

相比于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分餐制，中国人更习惯聚餐。其实，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的是分餐制。

《史记》所载的“鸿门宴”故事，就是分餐制的形式。刘邦一行登门拜会，项羽留刘邦等人吃饭，席间，项羽、范增、项伯、刘邦、张良等人分坐于不同方位，这正是分餐制的典型场景。如果他们几个人围着一个桌子吃饭，项庄也就不可能通过舞剑的方式去杀刘邦了，因为那样做项羽也会有危险。

不仅史书记载如此，大量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也证明是这样的。山东诸城出土的前凉“髡刑图”画像砖，体现了汉代人用餐的场景。图中官吏列坐，一人面前放置一份盛有食物的餐具。还有四川郫都区出土的“宴饮舞乐百戏”画像砖，图中有五个人席地而坐，一人面前摆有一案，众人分餐而食。

中国人早期实行分餐制，与家具的形制有关。中国一开始没有椅子、桌子这样的家具，人们通常席地而坐。将杯盘直接放在席子上既不卫生也不雅观，于是吃饭时通常还有一种食案，只是它比较低矮。在汉墓中出土过一幅《宴饮观舞图》壁画，表现的是人们就餐的场景，图中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小食案，这种小食案其实就是食盘的变形。颜师古在《急就章注》中解释：“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与食盘不同，这种小食案下面有足，便于放在席上。《后汉书》记载，隐士梁鸿从太学毕业后厌倦官场，还乡后娶孟光为妻，夫妻二人后转徙吴郡，靠帮工维持生计。梁鸿每次回来，“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孟光举的“案”，就是当时常见的小食案。

魏晋以后，各民族之间加快了交流与融合，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人们的服饰、家具和用餐器具有了许多革新，进而影响到用餐的形式。与汉人传统服饰不同，少数民族的“胡服”以袖窄、紧身、圆领、开衩等特点而更适合活动，在用餐时不容易碰翻杯盘，也不容易沾上油污。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胡床”，类似于人们后来一直用的“马扎”，已经是一种高足坐具了。至少在东汉末年，“胡服”“胡床”等已经传到内地，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城中“贵戚皆竞为之”。

穿着越来越紧身的衣服，坐在更高、更舒服的椅子里，面前是高足的桌子，人们用餐时无疑会感到更舒服。这时，如果仍采取以前的那种分餐制形式，就需要在每个人面前放一张桌子，每个人坐一把椅子，不仅浪费家具，而且室内空间不足够大的话也难以摆开，于是人们逐渐聚拢到一张桌子上吃饭，分餐制向聚餐制悄悄转变。这种情形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室砖画《宴饮图》中，就有四个人并列坐在一个长方形大食案的一侧用餐的情景。到了唐代，聚餐制开始普及，在唐长安韦氏墓壁画《野宴图》中，正中间放着一张方形的桌子，食具全部放在这张桌子上，共有九名男子坐在各自凳子上分三面围着桌边聚餐。

由分餐制向聚餐制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除了服饰、家具、食器等方面革新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外，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魏晋以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儒家学说受到玄学等思想的挑战，传统的等级、礼制等观念有逐渐淡化的倾向，用餐形式更趋向实用化，其所承载的礼教色彩有所减弱，这也影响到社会习俗的变革。

（摘编自陈忠海《分餐制在中国古代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人的饮食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很长时间以来，围桌共食已成为普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符号。筷子是传统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符号，逢年过节亲朋好友聚会，许多人都习惯以彼此夹菜的方式表达情感。围桌共食中来回“穿梭”着筷子，这种场景虽然传递着情谊，但却极大增加了病菌传播的风险。

形成新兴的餐桌文化，离不开多方协作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要积极进行正面引导宣传。杭州建德市制作公筷公勺地方标准，并制作“前端金色、后端绿色，尾部标注有地域文化品牌”的公筷供全市使用，取得了良好成果。面对关系到公众卫生安全的“小事”，政府要拿出实际行动积极作为。再者是餐饮企业要成为分餐而食的推动者。根据《餐饮业分餐制设施条件与服务规范》，各个餐饮企业要践行企业责任，在设施条件、服务规范、卫生条件等方面严格把关，为大众创造分餐饮食的基础设施条件，并引导人们养成正确的饮食观念。

多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多一份放心安心。公筷、公勺用起来，分餐进食搞起来，这些文明小节将为广大市民的健康提供更全面的安全保障。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从自己做起，通过每个人的努力，让“公筷意识”深入人心，让“分餐进食”成为文明标配，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摘编自薛正文《公筷公勺分餐进食引领文明餐桌新“食”尚》）

材料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唾液是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除了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外，合餐很可能成为肝炎、伤寒、痢疾等多种疾病以及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媒介。数据显示，成人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高达60%。倡导分餐制不但在疫情期间更安全、卫生，在平时也更符合健康生活的理念。

但传统观念较难改变、围餐更热闹、中餐适合合餐等是一些网民不愿分餐的主要原因。还有声音表示，推行家庭分餐制比推行聚会分餐制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更大。有建议指出，在疫情的影响下，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可以率先实行分餐制，社会上加大对分餐制的宣传力度，从服务到理念，提高公众对分餐制的接受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个人和家庭，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韩冰玉《浙江走进公筷新“食”代》）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 ， 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 ， 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 ， 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①、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

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注释】①绛、灌：分别指绛侯周勃、大将灌婴。他们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属于势力盘根错节的军功勋贵集团。

屈原者，名平。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其存君兴国，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屈原曰：“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这句话理论内涵极其深刻，对于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是否符合国情”，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条件和标准。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我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己国情的深刻了解上，建立在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上，是有深厚实践基础的，故能有定力，故应坚定不移。

“是否有效管用”，直指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实践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可取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检验，也是最具有说服力、最权威的检验。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

“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的最终评判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党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摘编自陈耀辉《我们的制度具有无穷力量》，《人民日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认识的人。”一方面，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反对照抄照搬、思想僵化，强调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由此开辟出中国建设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观点，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现实实践丰富多彩，不可能用整齐划一的理论和方案来套用和裁剪。同时，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概括提炼、总结推广。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四个自信”，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要贯彻到改革发展实践的各方面。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方法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该改的必须坚决改，但对有些不能改的，什么时候都坚决不改，等等。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如果没有发展，就脱离了时代和实践要求，生机就会停止，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就谈不上坚持。因此，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近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创新理论成果，对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摘编自戚义明《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纪检监察报》）

材料三

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从遥远欧洲“盗来”思想火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节奏。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促成了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创设的这些条件的有机耦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持续思考中，在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持续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这项伟大而崭新事业，接续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大锅饭”成了“大包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凭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实现了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回答了中国发展之问，回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命题。

（摘编自关铭闻《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光明日报》）

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⑤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报纸、微博并不只发布事实性新闻，评论同样是重要的内容，这是体现报纸、微博的水平、深度和情怀的地方，一些报纸、微博也因此引人关注，让部分评论员____。但对于新闻评论来说，（    ），就是“标”与“本”的问题。对新闻事件本身的评论可被视作“治标”，由事件本身挖掘更深层的意义可被视作“治本”。对新闻评论来说，目标自然是能做到“标本兼治”。但问题在于“本”的问题不是能一下就解决的，否则也不是“本”了。比如腐败的案件____，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坚持司法公正、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类的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建议就经常在新闻评论中出现。

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____的，而且有些方面始终没有付诸实践，所以每次有腐败案件被曝出时，都能看到类似的评论，久而久之就不免有了____的印象。“公知”的污名化的一部分原因也在这里。当中国出现负面新闻时，用体制来进行解释总是不会错的，不仅这种思维方式未免太过简单，而且这种意见对于具体问题的缓解没有帮助。所以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也是正常的。这种困境对于报纸、微博来说更难突破，因为140字的篇幅对于评论有很大的限制，几乎只够陈述观点，而无法进行逻辑推导和具体证明。

请自选当今的热点话题写一段200字左右的文字，至少有两处引用。

1977年5月，时为《光明日报》记者、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到南京出差认识了胡福明。会上，胡福明的发言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会后，王强华向胡福明提出邀请，要他给《光明日报》写点文章。

经过三轮修改，胡福明的文章在1977年8月份写成，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便将稿件寄往北京。

此时文章标题中还没有“唯一”二字，但胡福明在文章中提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态度证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们看作一次完成的真理，而是始终用实践去检验……这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胡福明最初的提纲提出了四个观点，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以代替批判‘两个凡是’”。

为了减少阻力，胡福明也打起了“语录战”，大量引用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原话，举的例子也来自马列主义著作。“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要反驳的时候，必须先驳倒这些语录。”胡福明说，“当然，这也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胡福明也知道，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是不现实的。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当时，文章作者胡福明恰好要来京出席全国哲学讨论会。因此，胡福明一到北京，就被请到杨西光的办公室对文章进行商讨，其中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孙长江。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作者胡福明和编辑也曾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光明日报》有编辑提出要点名批评“两个凡是”，但是胡福明不赞成，总编辑杨西光看了后也觉得直接点出来不合适，感觉太露骨，可以用其他语句代替。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有删改）

文本让我们了解了课文的哪些相关信息？这给了我们哪些启示？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后人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认为，这不只是一场理论问题的讨论，从8月到10月（1978年），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王强华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世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生是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徘徊了两年，1978年时，中国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王强华说，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引领的思想氛围，让很多人受到感染，并促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诞生和发表。王强华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历史上有三个作用：一是开辟了改革开放新篇章；是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是头脑的解放，解除了对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禁锢。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功是实现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实力和百姓生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找到了崛起之路，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记者请他评价一下自己和新闻媒体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中所起的作用时，王强华说：“任何突出个人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贡献，我只是尽到了一位编辑的责任……尽管中国新闻界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同志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有删改）

恩格斯在谈到必然性与偶然性时曾说到“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拿破仑的出现“是个偶然现象”，节选文字中也有多处表现出这种观点，请找出一两处并作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