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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的喜剧^①

鲁迅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说，地气北转了，这里在先是没有这么和暖。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而且是夜间，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枝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夜夜。

“这样的夜间，”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谐……”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蝌蚪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蝌蚪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

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痧，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只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爱罗先珂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蝌蚪了。

“爱罗先珂先生，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蝌蚪的故事。

“唉，唉！……”他说。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咻咻的叫，都是“鸭鸭”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

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

一九二二年十月

（有改编）

[注]①《鸭的喜剧》取材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922年在北京时的生活片段。发表后被收入作者小说集《呐喊》。②在北京期间，爱罗先珂创作了一篇题为《小鸡的悲剧》的小说，写一只小鸡抱着幻想，要像鸭子一样地游泳，结果下水后却被淹死了。作者以小鸡的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

儒家和墨家都把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由此产生了与道家、法家的学术分野。什么是爱？如何爱？儒家与墨家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充分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旨趣和理论特色。简言之，儒家之爱的基本范畴是仁，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墨家之爱的基本范畴是兼爱，兼爱的基本含义是“兼相爱”。

同样是对爱的渴望和呼唤，孔孟与墨子的出发点和主观动机判然分明。仁的理论初衷是道德之完善，兼爱的立言宗旨则是功利之追逐。

泾渭分明的主观动机和理论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儒家与墨家之爱的思想内涵和心理机制之别。

儒家强调“爱有等差”，注重分别是爱人的基本原则。在孔子关于仁的论述中，当作为思想内涵、内心情感和道德观念的仁转化为外在形式和道德行为的礼时，必须做到尊卑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以期整个社会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状态。为了凸显被爱者与爱者的名分和把握爱的分寸，孟子把仁者爱人的等差原则概括为“亲亲”“仁民”和“爱物”三个等级，进而强调其先后、本末之分，其间的秩序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孔孟之仁的等差原则决定了其心理机制崇奉先后、远近和厚薄之别。对于仁的逻辑结构，有子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所讲的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将心比心，由己及人，推广到爱别人之亲。于是，孟子宣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在仁之爱人的心理机制上，儒家试图从家庭关系入手由点到面、由近达远、由己及人，达到由爱己之亲、再爱路人乃至爱天下人的目的。这正如孟子所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这再次印证了仁之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行为路线和逻辑思路。其实，孟子所讲的亲亲、仁民和爱物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更是血缘上的亲疏关系和情感上的厚薄关系。

墨子兼爱要求“兼爱天下之人”，并且在向天下之人施予爱时，“兼以易别”：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同时地加以对待。这里，不仅没有了大国与小国、大家与小家的对峙，而且没有了君与臣、贵与贱、上与下、尊与卑的区分，更没有了强与弱、父与子、众与寡、诈与愚的差异。一旦达到这种境界，便可断绝尊卑、长幼、厚薄和亲疏，不仅可以同时兼爱天下之人，而且平等地兼爱天下之人。

兼爱的平等、同时之内涵预示了其心理机制必然是超越尊卑、贵贱、人我之别的平面铺开。事实果真如此。墨子强调，在给予和承受爱时，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时间和心理上的同时而无先后、本末之分，同时表现为空间和效果上的互动而无强权特权。兼爱的平等原则不仅体现在动机上，而且体现在效果上。首先，从动机来看，兼爱并非“无私的奉献”，兼爱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为此，必须首先去爱他人。墨子断言：“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先王之所书《大雅》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下》）这清楚地表明，兼爱绝不是无偿的，我之所以爱利天下之人，就是为了收获天下人爱我利我之效。其次，从效果来看，只有“兼相爱”才能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互动的，并称之为“所染”。在这种关系中，要想获取别人的爱，必须先给予别人爱：你先给予他人爱，他人也会以爱来回报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墨子写道：“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魏文帝《“兼以易别”———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比较》，有删改）

材料一：

数字史学有数字人文的共性，但其作为历史学的个性特征更值得我们关注。总体而言，数字史学更重视网络的利用与展示，这也是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网络史学”的原因。历史学家利用互联网向同行传递和展示史料，将文献放置到互联网以便史学爱好者、历史教师、学生能够利用它们，这些行为已经被史学界认可为专业的学术活动，成为数字史学的重要内容，是一条迥异于宽泛意义上数字人文的路径。

当然，“要么在线，要么落伍”的宣言并不意味着互联网能够与数字史学画上等号。互联网只是恰好因为平台优势而成为一种媒介而已，不过在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些值得玩味的问题。数字史学对网络的强调让我们看到了它与“公众史学”存在诸多交集。许多早期从事数字史学研究的学者都是社会史专家，或者是试图借助数字工具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支持者。

数字史学就目前看，研究工作的重点还停留在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以GIS的运用为主。与“数字文学”相比，文本分析在数字历史领域运用还比较少，这背后有许多客观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是史料的数字化程度还比较低，达不到大规模进行文本挖掘的程度。传统的历史研究重视的一手文献往往以档案、手稿等形式出现。这些文献的数字化远没有达到丰富的程度，而且进行数字化使用的OCR技术，还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大量的人工校对，其准确度才能达到进行研究的要求。所以在从事数字文学的专家已经在讨论如何分析文本的时候，数字史学的专家还要首先解决史料数字化的问题。当然，对历史文献进行文本分析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例如有学者对18世纪美国出版的报纸进行了主题分析，也有对美国与德国学术界的古典学期刊进行了类型研究。

在这样的前提下，数据库建设具有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问题在于，数据库建设是非常烧钱的项目，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做出高质量、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库。同时，数字化程度不足的状态，也决定了学者使用数字工具的倾向。据西方学者统计，在数字人文有关GIS的143个重要项目中，92个涉及历史问题。

（摘编自王涛《“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

材料二：

正如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数字技术的革命更进一步改变了知识世界的图景。历史学与新媒体相结合所诞生的数字史学，迎合了晚近以来历史学写作朝向大众化的趋势，成为公众史学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史料相比，数字化史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传统的纸质史料，如图书和档案，不论其存世数量还是保存地点都是封闭的，有的文献本身可能就是珍本孤本，即便有印刷或抄录的版本，流传数量一般也较为有限。通过互联网平台，网络数据库、网络图书馆可以直接将数字化之后的史料呈现到用户的终端。研究者与史料之间，不再有空间的阻隔；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也不再有身份的差异。一个中学生可以同一位大学教授一样，获得同样的史料，并展开独立的研究和解读，专业的研究者之前所拥有的特权在数字化时代逐渐消失了，这极大地扩大了公众史学的参与面。

数字史学进一步践行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趋向，更加走向平民化和大众化。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再只是传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的形式，通过网络、影像等新媒体的呈现，极大地扩大了历史学的受众范围。与此同时，它也极大地鼓励了业余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以维基百科为例，它自建立之初即将自己定位为一部包含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并作为一个开放源允许大众广泛参与。在约3500万注册用户中，有近8万名积极的写作者和编辑者，其中大多都是业余的普通网民。

与传统史学不同，数字史学毫不拘泥于形式，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形式的多样性。不仅文字、图像、动画、音频、视频、超文本等，均可以通过数字的形式呈现，而且在数字数据库和网络图书馆建设、网站演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单机光碟和软件开发、电子出版、多平台应用、甚至电子游戏开发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数字史学有着传统史学无法比拟的互动性。如果数字史学仅是网站演示或光碟形式的话，它同传统史学的差别只是改换了一种新的传播载体而已，都只是单向的内容发布。但自近十年前，基于网络平台由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也就是Web2.0技术的成熟，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史学的前进。Web2.0的分享机制，使得普通人不必精通计算机程序设计就可以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平台上，专业历史学家、业余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可以展开交流和对话，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读者与作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及，数字史学与公众史学有着诸多的交集和共性。数字史学的发展为更好地开展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史料的前提和保障，在技术上为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并改变了历史学的形态。

（摘编自周兵《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本试卷现代文阅读I提到了文化传播中的“具身化”与“符号化”两种路径。其实，不仅文化传播如此，我们认识事物、表达自我、理解社会时，也常常面临类似的选择：是侧重于抽象概括、提炼核心符号，还是侧重于具体而微、融入真实体验？

对此，你有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岭南的春天，是被木棉点燃的。

没有哪种树像木棉这样，将生命的盛放演绎得如此       A       。当春寒尚未完全退却，许多树木还在谨慎地酝酿绿意时，木棉的枝头已        B       地炸开一团团烈焰。那花硕大、厚实，五片花瓣强劲地外翻，像用红绸精心裁剪又喷了明漆，在澄澈的蓝天下，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甚至略显笨拙的隆重。它们不开在叶间，就那样光秃秃地、倔强地立在苍劲的枝干上，向着天空举起一个个饱满的火炬，仿佛不是要装饰春天，而是要宣布一个关于热血与尊严的宣言。

木棉花落也极具性格。它们不愿在枝头萎谢，常常是整朵“啪”的一声决绝坠地，花瓣依旧完好，颜色依旧鲜艳，像一声沉重的叹息，又像完成使命后从容的退场。捡起一朵，入手沉甸甸的，质感如羊皮。孩童们用针线把它们串起来，做成转动的风车，或是直接佩在胸前，那鲜艳的红色便随着奔跑跳跃流动起来。老人们则会将落花晒干，用来煲汤、煮粥，据说能祛除湿气。从耀眼的视觉宣言，到滋养身心的食材，木棉完成了它生命价值的       C       。

然而，最动人的，或许是木棉作为“英雄树”的民间称谓。这称谓里，浸透着岭南人对这种树木品格的深深认同。它树干笔直，分枝高高向上，绝不旁逸斜出，有一种力争上游的昂然姿态；它花期短暂，但开得轰轰烈烈，败得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像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务实、刚健、敢为人先，于沉默中积蓄力量，在关键时刻迸发惊人的光彩。木棉的红， therefore ， 不单是植物的红，更是一种精神底色的象征。

（1）杜牧《阿房宫赋》中，“ ， ”两句用反问语气斥责秦统治者搜刮财物时斤斤计较，挥霍起来却毫不珍惜。

（2）苏轼在《赤壁赋》中，用“ ， ”两句描绘出曹操在战场上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英雄形象。

（3）古典诗词中常以“浊酒”来映衬内心复杂的情感，如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的“”，又如杜甫《登高》中的“”。

春日登楼怀归

寇准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注】寇准罢知青州，复徙邓州，此诗应作于邓州（今属河南）任上。旧业：这里指故乡的家业。清渭：指渭水，流经寇准故乡下邽。

材料一：

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后契丹和亲，旦问何如，沆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于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

（节选自《宋史·李沆传》）

材料二：

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居位慎密，不求声誉，遵法度，识大体。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常喜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

帝尝论及唐人树党难制，遂使王室微弱，盖奸邪难辨耳。沆对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至如卢杞蒙蔽德宗，李勉以为真奸邪，此人主所宜深察也。”沆卒，帝临哭之恸，谓左右曰：“沆为大臣，忠良纯厚，始终如一，岂意不享遐寿！”赠太尉、中书令，谥文靖。

沆没后，或荐梅询可用，帝曰：“李沆尝言其非君子。”其为信倚如此。

（节选自《宋史·李沆传》）

长明灯下

费慧

老韩头守着圭峰寺的长明灯，整整四十年了。

灯是盏古旧的油灯，青铜材质，莲花底座，据说灯芯自唐代起便未曾彻底熄灭过。它安放在大殿后侧一个僻静的石室内，火光如豆，稳定地散发着昏黄的光晕，映照着四壁斑驳的壁画。这里香客罕至，与前面大殿的喧嚷鼎盛仿佛两个世界。老韩头的职责很简单：每日拂晓添一次油，子夜时分查看一次火苗，确保那点光永不坠入黑暗。剩下的，便是无边的寂静。

他曾是个兵，在西南边陲的丛林里真枪实弹地干过。退役后，因缘际会，接了这份差事。起初觉得憋闷，习惯了枪炮声和战友情，忽然被抛入这千年如一日的寂静里，像一条激流被引进了深潭。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听着山风掠过松涛，听着殿角铁马叮咚，觉得那灯火像一只孤独的眼睛，与自己对视。

改变发生在某个秋雨连绵的深夜。那天他例行查灯，发现灯焰比往常微弱了许多，颜色也有些发青。他心里一紧，仔细查看，才发现灯油将尽，而自己竟记错了添油的日子。他手忙脚乱地添好油，看着火苗重新变得饱满、金黄，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栗掠过脊背。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守住的，不是一盏灯，而是一个承诺，一种比枪炮更沉重、也更柔软的东西。自那以后，寂静不再是压迫，而成了可以聆听的对象。他能分辨出不同季节的风声，雨滴在瓦当上汇聚滑落的轨迹，甚至能感觉到这古寺在深夜缓慢的呼吸。

他把这石室当成了自己的阵地。壁画上的飞天仙女、罗汉尊者，成了他沉默的战友。他熟悉他们衣袂的每一道褶皱，面容的每一种表情。闲暇时，他会用软布轻轻擦拭灯盏，动作轻柔得像对待婴孩。他知道这灯看过安史之乱的烽烟，听过苏轼的吟咏，映照过无数个如他这般守灯人平静或焦灼的面容。这微光，是时间的琥珀，包裹着层层叠叠的故事。

儿子在省城成了家，多次要接他去享福。他去住过半个月，高楼让他眩晕，车流让他心慌。孙子玩着最新的游戏机，屏幕光影闪烁，却照不进他心里那片需要幽暗才能衬托的明亮。他对儿子说：“城里太吵，听不见声音。”儿子不解。他摇摇头，没再多说。他怀念山寺的静，那静里有万千声音；他惦记那盏灯，仿佛他一离开，那颤巍巍的火苗就会向黑暗倾斜一分。

去年，寺里来了个年轻的文物修复师，用最新的设备为石室做全景扫描。小伙子工作间隙，好奇地打量这盏灯和这个沉默的老人。“韩伯，您说这灯……真的从来没灭过？”老韩头看着跳动的火苗，缓缓道：“灯芯换过，灯油添过，人……也换过。但只要这光还在，念想就在。”修复师似懂非懂，但对着那亘古如一的光焰，郑重地点了点头。

今夜，又是他当值。添完油，他像往常一样，坐在石凳上。灯光将他佝偻的身影投在墙上，巨大而安静。窗外，万籁俱寂，只有遥远的、若有若无的松涛。他感到自己渐渐化入这寂静，化入这暖光，化入身后壁画上那些永恒的微笑里。长明灯安静地燃烧着，仿佛一个古老的、温柔的谜。而守护这个谜，就是他全部、也是最后的兵役。

（有删改）

材料一：

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常常在于其是否具备“在地化”的亲近感与认同感。近年来，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生活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其内容并未刻意凸显宏大的文化符号，而是聚焦于寻常的农家起居、饮食制作、手工艺传承等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这种“具身化”的叙事，将抽象的文化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场景与身体实践，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得以通过“共情”机制，跨越语言与习俗的障碍，感知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对自然、家庭与手工劳作的质朴情感。

这种传播策略的成功，提示我们反思传统的文化输出模式。过去，我们倾向于将文化简化为标志性符号（如长城、熊猫、京剧脸谱）的集中展示，或宏大历史叙事的单向宣讲。这种“符号化”输出虽具辨识度，却也容易因距离感而显得生硬，甚至引发刻板印象。而“具身化”传播则将文化锚定于具体的“人”及其生活实践之中。观看者不仅看到了产品（如一件衣服、一餐饭），更看到了产品的生成过程，以及创造者沉浸其中所体现的专注、技艺与生活态度。文化由此从被观赏的“他者”，转变为可参与、可想象、可体验的“生活本身”。

当然，“具身化”传播也面临被简单解读或误读的风险。海外观众可能将其视为一种“田园诗”般的怀旧想象，而忽略其背后真实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全貌。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作为有效文化沟通桥梁的价值。它至少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工业化快节奏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对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的尊重。这种基于人类共通情感的连接，或许比任何直白的说教都更为基础，也更为有力。

（摘编自《“具身化”：文化传播的一种可能路径》）

材料二：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传播的形态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VR）等新兴媒介，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更重塑了传播者与接收者的关系。用户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二次创作等方式深度参与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过程。这种“参与式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个动态的、多声部的对话场域。

在这一背景下，主流文化机构也积极寻求转型。故宫博物院借助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推出各类APP、VR体验和趣味文创；敦煌研究院利用高精度数字扫描与再现技术，让全球网友可以“云游”莫高窟。这些尝试不仅保护与传承了文化遗产，更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触达了更广泛的群体，特别是“网生代”青少年。技术赋能下的文化传播，正变得愈发沉浸、互动与个性化。

然而，技术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算法推荐可能造就“信息茧房”，使人们固守于符合自身偏好的文化内容，减少跨文化、跨圈层交流的机会。海量、速朽的数字化内容也可能冲击经典文化的深度与系统性传承。更为关键的是，在流量逻辑支配下，部分文化传播可能出现娱乐化、浅薄化甚至低俗化的倾向，为了吸引眼球而牺牲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因此，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文化的核心价值引导不可或缺。优质的文化传播，应致力于利用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创新表达形式，同时坚守文化的深度、温度与高度，在“有趣”与“有益”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有效融合。

（摘编自《技术赋能与文化坚守：数字时代的传播新思》）

咳嗽天鹅

铁凝

天是越来越冷了，刘富早上醒来就想着院子里那只天鹅，得赶紧送去动物园。

这时西屋传来香改的咳嗽声。香改是刘富的老婆，能干却生性邋遢。每次刘富要找件衣服就很不耐烦。一拉开柜门，里边的衣服裤子犹如洪水猛兽奔涌而出，劈头盖脸倾泻在刘富身上。为了这个他和香改一直闹离婚，香改抗不住刘富的坚决，有一天气急地说：“离就离，缺了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话没说完突然咳嗽起来，从此这咳嗽就没断过。

刘富洗漱完毕，来到院里朝东窗根望望，那儿有个半人高的小窝棚，是刘富给天鹅搭的。两个月前刘富和镇长去了一趟内蒙古蓝旗看亲戚，临走时亲戚用个竹筐把这只从芦苇丛里拾来的病天鹅塞进“奇瑞”的后备厢。回家后镇长说没工夫管病鹅，就把“麻烦”留给了刘富。

刘富的女儿正念初中，欢喜着上网查天鹅的资料，对照着这只活生生的鹅，她得出结论：它的学名叫大天鹅，也叫咳声天鹅，属鸟纲，鸭科。全球易危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女儿把这些信息告诉刘富，刘富记住了咳声天鹅四个字，只是把咳声天鹅听成了咳嗽天鹅，从此没改口。

天鹅整天不吃不喝，无精打采的，刘富对它很不耐烦，但还是和女儿琢磨怎么给它治病。网上说天鹅容易患肠胃炎，刘富观察后猜这只鹅说不定得的是肠胃炎，就大胆给它用氟哌酸加黄连素，只两天，这鹅竟然吃了喝了，那咳嗽一般的叫声也亮堂了。天鹅养了些日子，显出和刘富挺亲，每天早晨刘富一出屋门，它准在东窗根的窝棚里“咳、咳、咳”地大叫几声，问好似的，这时，西屋的香改也会咳嗽起来，好似和天鹅比着赛。刘富不为天鹅的“问候”所动，他只觉得自己倒霉，稀里糊涂家里就添了女人的咳嗽和咳嗽的天鹅。

转眼间，天鹅来到刘富的家已经两个多月。一天早晨，刘富迎接了天鹅的问候之后，见它步履踉跄地从窝棚里钻出来，站也站不稳，走又走不好。刘富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原来天鹅的脚蹼干裂了。刘富的脚就在这时也突然不自在起来，脚趾缝之间像有利刃在切割，凉飕飕地刺痛。女儿放学回来，刘富催她赶快上网再查，原来天鹅离开水过久脚蹼就会皴裂。刘富这才用心想想“候鸟”这个词。天鹅是候鸟，小镇既寒冷又没水，能管天鹅一时，却管不了它的一世。

哪里能管它的一世呢？刘富问女儿。女儿想了想说：动物园。

省城动物园有个天鹅馆。刘富查看网上的图片，见天鹅们成双结对地在天鹅馆的水池里自在地嬉戏。女儿查到了天鹅馆的电话，通话后对方同意接受这只天鹅。

晚上，刘富对香改说明天你也跟我去趟省城，你那咳嗽从来也没好好治过，离婚之前，我得给你把咳嗽治好。香改“咳、咳”两声没说话，刘富只当是同意。

这天一早，刘富把天鹅装进当初那个竹筐，让天鹅和香改都坐在后排座上直奔动物园。天鹅馆的景班长出来迎他。刘富把竹筐放在地上说，看它这脚蹼裂的，快让它进水里泡泡吧。景班长说不急，我们先要给它体检，这是规定。说活间两个穿灰大褂的工作人员就领走了刘富的天鹅。

在池边溜达了一会儿，景班长引刘富进了池旁一间小屋，说就在这吃了饭再走，这大冷的天……一会儿一只热气腾腾的黑铁锅端了上来，锅里炖着灰褐色的肉。景班长举起筷子冲着铁锅对刘富说：“来，尝尝鲜。”刘富问：“这是鸭呀？”景班长说：“是鹅，就你送来的那只鹅。”刘富放下筷子，似懂未懂盯着景班长。班长解释说：“动物园医生为这只天鹅做了体检，它太老了，足有25岁了，脏器老化养着它成本太高。”刘富问：“多老算是老啊？”景班长说：“天鹅寿命在25岁左右，你说它老不老？”刘富说：“可它正活着哪。”

景班长说我们养这么一只老天鹅所要花费的成本你想过没有？

刘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天鹅馆的，只记得他摔了眼前一个酒杯。当他出了动物园，开了“奇瑞”的车门把车发动着之后，才觉出自己的脚趾缝一阵阵钝痛，像被长了锈的锯子在割锯。他把头伏在方向盘上闭住眼，眼前立刻是黑铁锅里被肢解了的白天鹅。刘富的整个脑袋顿时轰鸣起来。他没有想到，这只麻烦了他几个月的天鹅，竟会让他的心有那么大的说不出的难受。该怨谁呢，他想不清楚。回到家又怎么向女儿交代呢，他更想不清楚。这时从车厢后排座上传出一阵咳、咳、咳的咳嗽声，刘富心里一惊：这不是我那咳嗽天鹅吗？难道它没有被送进黑锅？它也没有那么衰老，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我做的一个乱梦？他惊着自己，从方向盘上抬起脸，却僵直着脖子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那咳嗽声便永远消失。但咳嗽声没有消失，只是由咳、咳、咳变成了吭、吭、吭，像是忽然被人捂住了嘴。刘富小心翼翼地扭转头朝后排座看去，他看见了歪坐在那里不急不火的香改。

刘富真的记不起香改还在车上等着他。早上来时他是想着在离婚前给香改治好咳嗽的。是啊，咳嗽，刘富曾经那么厌恶咳嗽声，每当女人和鹅同时在院子里咳嗽起来，他就觉得他的生活纷杂、烦乱。可就在刚才，当他听见后排座上突然响起的咳嗽声时，竟意外地有了几分失而复得般的踏实感。

（有删改）

材料一：节日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活文化精神的集中展示，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根源、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性的强力纽带。它并非零散风俗的简单拼凑，而是蕴含着深厚历史积淀与集体情感的意义体系。这种文化形式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仪式和活动，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实践，从而在代际之间实现有效的传递与强化。

以春节为例，作为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首，其价值远非一般的娱乐休闲所能概括。它以其时间的跨越性——从腊月筹备到正月高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以其内容的丰富性——涵盖祭祀、团聚、庆贺、祈福等多重仪式；更以其内在的吉祥喜庆性，营造出全民共享的情感氛围，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最具认同感的节庆。从腊八节的粥香，到祭灶王的庄重，从除夕夜的团圆饭，到元宵节的花灯会，每一个环节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指令与情感诉求，共同编织出一幅浓墨重彩的民族文化生活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影响力已超越国界，成为一种鲜明的文化标识。远在海外的游子，即便身处异域文化包围之中，依然坚守着过年的传统，贴春联、包饺子、看春晚，以此维系与故土的精神联结。甚至，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也开始热情追捧并积极参与春节活动，全球多地举办的春节庆典便是明证。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如何看待自身丰富的年节文化传统？如何认识其在现代世界中的独特价值？又应如何寻求这些古老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的有效契合，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无疑是摆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前的重要课题。

（节选自钟敬文《节日与文化》）

材料二：要理解传统节日在乡土社会中的运行逻辑与深远意义，必须引入“礼治秩序”这一核心概念。乡土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并非指我们今日所理解的礼貌或礼仪，而是一套在社会长期历史累积过程中形成的、被公认为合宜的行为规范。它与“法律”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法律依靠国家这种外在的权力机构来推行，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以明确的赏罚作为后盾；而“礼”则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力量来自传统，即社会所共同累积的经验，并通过长期教化的过程，将这些外部的规范内化为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从内心主动地服膺，觉得遵守它们是理所当然的，是关乎体面和尊严的。

在乡土这样“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相对稳定环境中，变化极为缓慢，个人的生活轨迹与父辈、祖辈乃至更久远的祖先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因此，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直接经验，而且可以充分信赖其祖其父的间接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他所遇着的主要是周而复始的四季转换，而非剧烈颠覆的时代变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活是“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在这种背景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人伦道理，尽可以奉为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被反复证明为有效的，也就愈值得保守和延续。这种对于传统的极度尊重与信赖，构成了“礼治秩序”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传统节日及其一整套繁复的仪式，正是这种“礼”的集中体现与核心载体。它绝非简单的娱乐或休息，而是内含着世代累积的关于宇宙认知、人伦关系、生产节律与生活智慧的文化经验与价值规范。例如，春节的祭祀仪式蕴含着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伦理观；中秋的团圆习俗强化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凝聚力；端午的龙舟竞渡与粽子投喂，则承载着对历史人物的纪念与对集体精神的颂扬。这些节日通过周期性的、集体性的展演，不断地强化着社会的共同记忆，模塑着个体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确保了整个礼治秩序在稳定中的延续。可以说，传统节日是“礼”得以实现其社会化功能的生动课堂和重要舞台。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信息时代，“群”的形态层出不穷：从家族的亲友群、班级的学习群，到基于兴趣的读书群、游戏群，乃至宏观层面的文化圈、国家共同体……人们或主动加入，寻求认同与归属；或被动卷入，感受压力与束缚。有人在一个个“群”之间穿梭自如，如鱼得水；也有人选择从喧嚣的“群”中退出，寻求内心的宁静与独立的存在。

“入群”与“退群”，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姿态，也引发了我们对自我与群体关系的深层思考。

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与看法？请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毛泽东诗词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厚土壤，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元素，比如日月江河、风雪云雾、苍松腊梅、旌旗鼓角、炮声弹洞等，要么是历代文人骚客托物言志的传统物象，要么是现代作家的常用素材。①它们不仅是读者寄寓情感意念的载体，而且是诗人审美创造的工具，②有着广泛的认同性、易理解性和易交流性，③具有不同于别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④在中国诗坛上，很少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展现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⑤并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倡导的文艺创作原则。前者强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再现，后者主张既表明对现实的态度又体现对未来的渴求。毛泽东诗词是“两结合”的光辉典范，既弘扬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诗词史诗般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使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体察中国人民的疾苦与心声，剖析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重温20世纪（            ）的中国革命历程，追溯毛泽东跌宕起伏的奋斗足迹和心路历程。毛泽东诗词想象独特，语言奔放，亦真亦幻，意味深长，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把神奇彰显在平淡之中，在曲折中展现刚毅，在困境之中指明了中国的前途，让光明在黑暗中显现。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读来使人荡气回肠，能够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塑造人。

毛泽东把充满激情的理性和充满理性的激情融合得出神入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浑然天成。每首作品都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只是不同作品各有侧重而已。以《七律·长征》为例，它是现实主义力作，也是浪漫主义精品。            每一句诗都概括了长征的某种特征，都再现了长征史诗的局部面貌，都赞扬了红军的钢铁意志和豪迈情感。真实的感受、磅礴的力量、澎湃的激情使《七律·长征》成为千古绝唱。

（1）苏轼笔下“ ， ”的周郎风采（《念奴娇·赤壁怀古》），正可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三军将士的年轻朝气与昂扬斗志交相辉映。

（2）杜甫《登高》中“ ， ”两句，抒发了诗人备尝国难家愁、年老多病而潦倒孤苦的悲愤之情。

（3）酒是诗情的催化剂，在不同的心境下品味各异。它时而豪情万丈，时而沉郁顿挫，时而闲适淡远。与“酒”相关的诗句有“ ， ”。

古风（其十九）

李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①。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②。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注】①明星：神话中的华山仙女。②卫叔卿：传说中的仙人。

材料一：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觚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① ， 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反教人为？”

（节选自韩愈《进学解》）

材料二：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节选自《师说》）

【注】①周诰殷盘：《尚书》中周代的诰文和殷代的盘铭。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快有十年不见面了。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来买布？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在阜平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整。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地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洗菜的人也恼了，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为什么不脏？”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蹬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

“光着脚打下去？”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①”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做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

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就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候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选自《白洋淀纪事》，1949年12月，有删改）

注：①踢倒山：旧时山区农村常穿的老式布鞋。

卢桢：罗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有机会与您交流关于新诗的话题。对于二十一世纪诗歌，学术界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认同，说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某种延伸，并贡献出了诸多特色文本，但整体而言，它还未能提供出新的审美取向与思想素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罗振亚：的确如你所说，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因为诗歌若不和现实“对话”，其生命和前途就无从谈起。所以大部分诗人都有意识地走“及物”路线，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鲜活、清晰地闪现。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了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所以我认为诗歌“及物”的深化、细化，进一步打开了存在的遮蔽，驱散了乌托邦抒情那种凌空蹈虚的假想和过度泛滥的浪漫因子，使得当下的诗歌更具有真切感和包容性。

卢桢：您提到的“及物”，我理解为诗人与世界的对话意识，以及文本内在的对话意识，这两方面都步入了一个逐渐细化的流程，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得到了强化。包括您在内，很多批评家都指出二十一世纪新诗经历了一个从黯淡到“红火”的变化，尤其是您把这种变化命名为“生态逆转”，（            ）

罗振亚：首先来说，咱们现在谈到的“及物”，应具有对生活物象的穿透力和深刻度，这样的“及物”才是有效的。如果是凌空蹈虚，没有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而滞留于外物的表象，那么误读现实本质的代价和后果，就会使“及物”变成了书斋中的表演，与生命感动和思想提升无缘。并且，我所提到的诗坛“生态逆转”，其动因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及物”，因为“及物”仅是一种题材立场，文本的成功，最后还是要依赖诗艺自主性的建构。你可以感受到，二十一世纪诗人仿佛遵守了某种约定，他们的技艺思想更加自觉，注重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其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转化的表达方式愈发多元。同时，诗人不再依赖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深耕于自身独一无二的个体体验，让每一首诗都生长自真实的生命感知，彻底避免了创作与个体经验的脱节。这种自觉与提升，是“个人化写作”落地生根的现实表现，这为诗坛注入了源自个体生命本真的鲜活力量，使其焕发出更蓬勃的创作活力。

卢桢：您所说的“换笔”具体是指什么呢？

罗振亚：“换笔”可以理解为一个比喻，既是诗人艺术思路的转换，也可以直接理解为诗人的写作由传统的笔耕手写向键盘打字的过渡，从书斋式写作向网络媒体时代的过渡。网络的出现，引发我们写作方式、思维方式和作品传播方式、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进而以本质性的变革影响到整个诗坛的生态。文学创作一旦拥有自由空间，就会努力冲破规矩与禁忌的藩篱。网络写作者大多身处民间，他们对现存秩序的冲击，和网络携带的狂欢自由、多元包容的品质遇合，决定了他们常常祛除或淡化功利目的，把重心放在艺术可能性的寻找打造上，走实验和前卫的艺术路线。

卢桢：我注意到您近期经常提到新媒体语境，以网络载体和数字文化为核心的赛博美学，强势渗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无论是诗人还是研究者，都感受到了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施与诗歌的机遇。但我感觉实际上，媒介经济对诗歌命名、诗歌事件的操控策略，往往在于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一个个“标题党”牵涉出的轰动效应，会使人们只关注事件而忽视文本。新媒介文化并没有为诗歌带来明显的整体性艺术提升。

罗振亚：你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所谓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正如硬币的两面，它为新诗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就像你所说的，“事件”大于“文本”。我记得于坚在《“后现代”可以休矣：谈最近十年网络对汉语诗歌的影响》一文中说过，网络“最高尚纯洁”“最深刻有效”，也“最恶毒下流”“最浅薄无聊”，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他一连用了多个“最”，虽有断语之嫌，但也揭示出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常“拔出萝卜带出泥”，和一些优秀文本面世相伴生，各网站也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赝品、“垃圾”。写作难度的降低、追新逐奇愿望的怂恿和因近于虚设的把关机制，助长了不少写作者的盲目自信，加上许多网站、平台或自媒体生命短暂，频繁断续，使得他们根本不考虑艺术的相对稳定性，无暇或不屑顾忌文本的审美维度，以娱乐功能的无限度张扬，碾压、弱化教化与审美功能，钟情于口语的随意轻松，几近被口水淹没，再加之作者频繁变换身份，来去匆匆，作品空有速度而无纯度，有数量而无质量，淘汰迅疾，这些都不利于相对稳定的大诗人和经典文本的产生。因此我理解作家在网络时代的“换笔”，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界不可遏制的趋势，它带来了诗坛的活力，但并未造成诗坛生态的完全理想化。经典诗人与文本的缺失、匮乏，导致诗坛依旧是繁而不荣。一个时代的诗歌是否繁荣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如果有，那个时代的诗歌就是繁荣的，如果没有，即便诗坛再怎样群星闪烁，恐怕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节选自《关于当下诗歌现状与未来的对话——批评家罗振亚访谈》）

写作时，我们不断敲击删除键——删掉一个不准确的词，删掉一句偏离的话，甚至删掉整段自以为得意的论述。有人说，删与不删体现着写作的智慧；还有人说，那些删不掉的才是最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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