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西江月^①

苏轼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② ， 把盏凄然北望。

【注】①一般认为此词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一年中秋节所作。②孤光：一说月光，一说孤灯。

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郑之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之。三率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晋先轸举兵击之，大破之毅。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反。

故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圣人之思修 ， 愚人之思叕^①。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何以明之？陈夏徵舒弑其君，楚庄王伐之，陈人听令。庄王以讨有罪，遣卒戍陈，大夫毕贺。申叔时使于齐，反还而不贺。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征暴乱，诛罪人，群臣皆贺，而子独不贺，何也？”申叔时曰：“牵牛蹊人之田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罪则有之罚亦重矣今君王以陈为无道兴兵而攻因以诛罪人遣人戍陈诸侯闻之以王为非诛罪人也贪陈国也。盖闻君子不弃义以取利。”王曰：“善！”乃罢陈之戍，立陈之后，诸侯闻之，皆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者也。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离心，可伐以广地。”于是伐中行、文子氏。灭之矣，又教智伯求地于韩、魏、赵。韩、魏裂地而授之，赵氏不与。乃率韩、魏而伐赵，围晋阳三年。三国阴谋同计，以击智氏，遂灭之。此务为君广地者也。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灭。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汤武是也；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昔者智伯骄，伐中行、文子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未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粱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祸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 可以修久。”此之谓也。

（《淮南子·人间训》节选）

【注】①叕（zhuó）：短，不足。

文本一：

回家

梁晓声

周秉昆从郑娟手中接过楠楠的骨灰盒，紧紧抱在胸前，泪如雨下。“楠楠，楠楠，爸的好儿子，爸没去接你……”他泣不成声。

周蓉朝周聪使了个眼色，周聪要从父亲手中接回骨灰盒。周秉昆不松手。周聪小声说：“爸，妈更需要你抱抱她。”秉昆这才松开了手。

周聪将骨灰盒轻放在靠墙的长方桌上时，秉昆已将郑娟抱在怀中了。郑娟的脸贴在周秉昆胸前，呜呜哭得像个孩子。周蓉周聪互相看看，都流下眼泪。

在楠楠遇害这件事上，郑娟的表现与秉昆相反。因为秉昆当时吐血昏过去，住院了，她表现得相当坚强，大大出乎朋友们的预料，也令周聪、周蓉特别敬佩。

“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么悲伤，同时就有多么欣慰……”郑娟在大学里为周楠举行的追思仪式上说。

周蓉、冬梅和周聪，他们都想为郑娟写好讲话稿，让她事先背下来。

郑娟问：“需要我说很多吗？”

亲人们说不用，又不是演讲，几句就行。如果她实在不想说什么，其他亲人也可以代替讲话。

郑娟说：“我想说，话多了我说不好，就几句话我还是说得来的。”周聪说：“妈，你如果想好了说什么，最好先说给我们听听。”郑娟却说：“不用，妈又不是小孩子。”

郑娟在台上讲话时，只流泪，没有哭，甚至都没抽泣一声。周蓉为她做翻译。她刚说了前两句，周蓉便猜到她接下来会怎么说。她的样子那么镇定，那么从容不迫，亲人们完全放心了。周蓉的英语口译水平是一流的，表现也无可挑剔。

参加追思仪式的师生们为她们鼓掌，那是不同寻常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她们的真诚破例了。

事后，有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要采访。他们对周蓉郑娟姑嫂二人很有兴趣，两人中，一个是举止优雅、学养深厚的学者，而另一个是粗服乱头、笨拙淳朴的家庭主妇。他们认为很有新闻点，值得深度报道，但都被亲人们拒绝了。于是，竟有小报怀疑，除了母亲可能是真的，其余四位所谓亲人可能都是中国有关部门的人员冒充的。

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人对周楠母亲和亲人们的敬意完全是真实的，但他们对周楠舍身保护师生的赔偿却相当苛刻。周楠属于公派留学生，没有缴纳人身安全意外保险，学校不会为枪击事件受害者提供多少经济补偿，只会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对于枪击案件中的伤亡者，另有慈善基金伸出了援手，总算给了一些救济，但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

当周蓉手持多份表格向郑娟说明情况时，郑娟平静地说：“咱们并不是来祈求同情和怜悯的，是不是？”

周蓉说：“那是，但你作为楠楠的母亲，有权利理直气壮地接受一笔……”她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词，求助地看着嫂子冬梅。

冬梅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只能这么说：“弟妹，你别立即决定，今晚考虑考虑，明天早晨再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郑娟说：“那我考虑考虑。我太累了，想一个人待会儿。”

周蓉们便都离开了她的房间，到了冬梅的房间。

周聪说：“姑，大娘，自从我和我妈都有了工作后，我妈就再没认为钱对我们家很重要。她对钱的认识一向有限，够花就知足，你们真得从长远方面引导引导她。”

周蓉说：“你先出去，我和你大娘商量一下。”周聪走出房间后，周蓉说：“对于钱，她是像周聪说的那样。”

冬梅也是个从小就没有金钱概念的人，她提醒说：“要不你再去给她讲讲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周蓉说：“看来有必要。”

她回到郑娟的房间，郑娟已躺在床上了。

周蓉坐在床边，绕了几个话题，开始谈到美元与人民币汇率。郑娟流下泪来，她说：“姐啊，你比我这个妈还强，你还在法国见着了楠楠一次。可我……楠楠发了重誓，他爸不出狱，他就不回国，他相信他爸。我那么多年以来，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他爸出狱的一天了，也终于盼到全家团圆的年头了，可见着的却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楠楠小时候的样子，不闭眼睛困得头痛，一闭眼睛楠楠就在我眼前，想跟我说话似的……姐啊，你跟我说的事，现在入不了我的脑子啊！”

听她那么一说，周蓉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早饭时，郑娟低垂着目光说：“姐，嫂子，我认真考虑过了……我是来接儿子回家的……楠楠这孩子的死，不能和钱沾一丁点儿关系。我敢肯定，秉昆也会是这么个态度。我们当父母的，如果花儿子用命换来的钱，那是种什么心情？再者呢，人家处处对咱们恭敬，拿咱们当高贵的人物一般接待，咱们五个人的来回机票吃住，已经花了人家不少钱，所以你们替我谢谢就是了。”

周蓉和冬梅互相看看，都没说什么，默默点头而已。于是，周蓉按郑娟的意见，在报上发了一则简短声明，结果引起了更多记者的采访请求。当记者们赶到周家人的住地时，他们已乘上了回国的班机……

（节选自《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有删改）

文本二：

长篇小说《人世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为背景，以周志刚一家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21世纪初，小说刻画了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奋斗历程，将其嵌入到中国社会50年来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国企改革、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等历史事件和发展进程中，既写了他们的磨难与困苦，更写了他们的尊严与荣光。

（摘编自中国作家网）

【注】文本一的标题为编者所加。周楠，公费留美学生，学成即将归国，却因为见义勇为而被人射杀；郑娟，周楠母亲；周秉坤，周楠养父；周聪，周楠弟弟；周蓉，周楠姑姑；郝冬梅，周楠伯母。

材料一：

中国古典戏曲随着从元代杂剧到明代传奇的发展，以大团圆结尾的固定构成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明万历年间以后，以才子佳人恋爱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并且形成了必定是才子科举合格得以与佳人团圆的固定模式。据伊维德考证，明代刊印的元代戏曲，大部分都对原戏进行了改编，其中最重要的改编之一，就是把结尾都改成了大团圆。

这种“俗套”的结尾模式在当时就曾受到许多精英文人的批判，戏曲家卓人月说：“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也！”最早将戏曲艺术的团圆结局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挂钩的，大概是王国维，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团圆的迷信”充分暴露出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直面矛盾，缺少悲剧意识的国民性弱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的文艺”。不过，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与其说是出于审美的目的，不如说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主题，唯其不满，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借助通俗文学的形式唤醒民众，以激发其奋起改变其现状。而大团圆故事却被认为是粉饰现实、麻痹斗志的文学，这是有悖于启蒙目的和革命目的的，因此遭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批判，这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需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注入一些幻想的亮色，不仅需要故事，而且需要能满足他们美好愿景的好结局的故事。所以说，“对于戏曲中的‘大团圆’，尽管鲁迅等新文艺人士深恶痛绝、屡加痛斥，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民间根基”。

问题是，我们在多年的文化学习中，逐渐习得了这些文化精英的启蒙判断，认定了大团圆结局与所谓“民族心理”之间的表里关系，普遍将大团圆故事模式误作中国特产，以为对大团圆的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事实上，精英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标准与民间文学非现实的幻想性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垂直的两套体系，当你用这一套体系的标准去衡量另一套体系的时候，就只能得出“无价值”的结论。

（摘编自施爱东《故事法则》，有删改）

材料二：

在西方也有这种只重情节的戏，叫melodrama，中译名有“传奇剧”“通俗剧”“情节剧”不等。此种戏剧没有日常生活与人物心理的具体描写，但有紧张的戏剧冲突与悬念迭起、引人入胜并带有一定惊险性的情节。布景华丽壮观，有刺激性。人物是类型化、公式化的，人物关系中充满误会与偶然性，大都以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以团圆为结局，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另外，起自法国的所谓“佳构剧”（well—made play），也是一种善于编织情节的戏剧，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佳构剧的人物是类型化的，为情节服务。而“有生命力的剧本和没有生命力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着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着人物”。

佳构剧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掩盖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危机。用戏剧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最成功的就是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他写了娜拉个性意识的觉醒，撕破了蒙在家庭关系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了中产阶级的冷酷和自私。也许易卜生笔下的人物还不如契诃夫、奥尼尔写得厚实丰满，但他们都是一些有个性的人，或为伸张个性而斗争的人。有个性才有价值。易卜生重新确立了个性在戏剧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为现实主义戏剧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在审美上，易卜生一反佳构剧向壁虚构的创作方法，认为创作必须从观察和体验出发，写亲眼所见的、精神上经历过的东西。从经验出发，使易卜生发现了佳构剧作家看不到或不愿正视的各种家庭和社会问题。他的作品大大激怒了欧美各国的中产阶级观众，各种诽谤、谩骂、攻击、威胁接踵而至，有的说作家不道德，有的说作品不真实，艺术上一无是处，以至于英国、美国、法国的商业剧院长期不敢上演其中的某些作品。即使上演，也被篡改得一塌糊涂。《玩偶之家》在德国演出时，易卜生被迫写了一个所谓“大团圆的结尾”：娜拉既想离开丈夫又舍不得孩子，结果弄得心力交瘁，最后猛然倒在了地上。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1830年雨果《欧那尼》上演时，发生在法兰西大剧院的那场冲突。不过那次斗争的双方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这次却变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摘编自董健等《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材料一：

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介呈现出技术先进、平台众多、信息海量、互动性强、传播即时的特点。面对良莠不齐的互联网海量信息，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的任务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青少年群体接触较多的媒介有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等移动设备，调查显示，将近80%的青少年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维持在30分钟到2小时，而超过一半的家长不能经常陪伴孩子接触和使用媒介，将近90%的小学老师缺乏对青少年接触和使用媒介的指导。

青少年日常接触和使用的媒介是相对固定的，主要包含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手机、电脑等新媒体。青少年多是单方面接受媒介内容的传输以及借助媒介进行人际交流。其中，娱乐是他们使用媒介的主要动机，他们通过使用媒介消磨时间，获取没有特定目标的快乐，如和同学朋友网络聊天等。

青少年对媒介的了解不足，缺乏媒介硬件搭建、运行机制等常识，因此媒介在青少年眼里充满了神秘的光环，这使得他们很容易产生媒介依赖甚至媒介崇拜的心理。另外，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不良信息，如网络暴力、色情、诈骗等，这些都容易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尚不具备对媒介内容的鉴别能力，尚未形成批判解读媒介内容的思维，他们很难把握现实世界和媒介世界的界限，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甚至可能会全然相信媒介世界的内容。由于不具备鉴别能力，青少年容易形成单一化的思维模式，且容易被网络不良思想影响其三观的养成，影响日后社会建设的参与。

如今，青少年自出生起便处于便捷的网络时代，他们熟练地使用各种媒介，参与媒介信息的浏览和评论，但这仅仅是表面的、娱乐化的使用习惯。青少年在参与媒介应用时，尚未形成创作内容并将其传播的主人翁意识，不能深度参与到媒介应用中，比如明显欠缺创造高质量内容表达自我，与社会进行沟通的能力。

社交媒体环境下，出于娱乐放松和信息获取等需求，青少年接触和使用媒介的多元形式主要表现为使用手机等，其对媒介的接触和使用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携手与青少年同行，出台相应政策法规，营造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人才梯队，开发可落地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媒介道德素养和接触使用习惯。

（摘编自程瑶《社交媒体视阈下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研究》）

材料二：

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这对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较高的媒介认知能力与使用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良好的媒介素养不仅是新闻传播发展的需要，也是新闻从业者适应新媒体时代变化的需要。

新媒体时代，新闻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速度都发生了变化，新闻从业者也要与时俱进，不仅要传播更多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还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把握好新闻传播的控制权，根据受众的新闻需求传播相应信息，让更多受众通过新闻报道了解社会热点。此外，新闻从业者还应当引导受众对新闻事实产生高度认同感，积极挖掘并报道吸引力强、具有时代感的新闻，促使受众关注并转发新闻，形成良好的新闻传播效应。

新闻从业者新闻价值判断力的高低，直接决定新闻信息质量的高低。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从业者更要具备新闻价值判断力，能够发现新闻线索与呈现新闻价值，切实保障新闻信息质量。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关注社会热点，却将实事求是的精神抛之脑后。一些新闻从业者为了博取关注，不惜违背职业道德，捏造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内容，这不仅挑战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底线，还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从业者要端正工作态度，履行工作职责，不断提高新闻价值判断能力，通过专业判断审视新闻信息的真实性，通过传播有价值的、正能量的新闻提高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实现良性循环。

新媒体时代，新闻的交互性等大大增强，这拉近了新闻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

对社会大众而言，新闻媒体不再高高在上，人人都能成为新闻的制作者、发布者、传播者，并且可以参与社会热点、国际局势等新闻的互动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从业者需要履行自身使命，深入研究受众感兴趣的话题，传播符合社会大众需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新闻信息，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的基础上，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正能量感染他们，并促使他们积极传播正能量。

受新媒体信息量不断增长的影响，海量信息中掺杂着不少虚假信息，新闻从业者只有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才能甄别信息真伪，提高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与可信度，确保新闻报道能够满足受众参与和互动的需求。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变化，传统媒体需要从多个维度培养新闻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与接受新闻事实，提升媒体的公信力，不断增强公众的媒介素养。

（摘编自廖培煌《新媒体时代新闻从业者提升媒介素养策略研究》）

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公西华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孔子

古代经典中包含着先贤对为人处事的思考，上述三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感悟和启发，请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征稿启事

今年是《古今小说评鉴》杂志五十年诞辰，多年来，本刊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宗旨，广泛吸纳文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发来有关古今小说评鉴的稿件。自本刊出版以来，承蒙各界人士的喜欢，影响力逐年提升。希望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地关注与支持本刊，敬请诸位不吝赐教。2024年年刊投稿截止日期为2024年10月15日。

来稿信箱：xfxq21＠yeah。net

《古今小说评鉴》编辑部

2024年4月

在周朴园与鲁侍萍的交谈中多次出现“家具”“樟木箱子”“柜”“抽屉”这些空间。《空间的诗学》认为，借助抽屉、箱子、锁和柜子这些主题，我们将重新接近内心空间梦想那深不可测的储藏室。没有这些“对象”以及其他一些同样被赋予价值的对象，我们的内心生活就会缺少内心空间的原型。

在《雷雨》中这些空间     （1）     ：周朴园使用那些与侍萍还在周公馆时所用的家具、抽屉、柜子、箱子来构建自己内心属于侍萍的那部分空间，这个空间是周与鲁相识、相恋的见证与象征，由此才有后面剧情的展开。而对于侍萍，这些家具是其内心关于周朴园的记忆的保留空间。她和周朴园的交谈，她眼睛中搜寻到了这些熟悉的空间，     （2）      ， 如同潘多拉盒被打开，她和周朴园曾经的过往由此被开启。关于周朴园与侍萍彼此的那部分心理空间此刻由这些家具而会合，推动叙事走向了悲剧的高潮，使两人多年之后重识彼此身份。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子路表示能使一个中等大小的诸侯国在“ ， ”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下，只用三年时间就能扭转局面。

（2）《登岳阳楼》中“ ， ”和《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都表现了洞庭湖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

（3）张孝祥荡一叶扁舟于洞庭之上，看似渺小，但是他“”的胸怀与洞庭月下“”的气象交融，体现了词人高洁的人格。

满江红·金陵怀古

萨都剌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①歌残秋露冷，胭脂井^②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注：①玉树：陈后主所制艳曲《玉树后庭花》。②胭脂井：陈后主躲隋兵于此井。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而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汤放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刈厥敌，靡使有余，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不室者，论而供秩焉。”景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

晋平公春筑台，叔向曰：“不可。古者圣王贵德而务施，缓刑辟而趋民时。今春筑台，是夺民时也。岂所以定命安存，而称为人君于后世哉？”平公曰：“善。”乃罢台役。

（节选自《说苑·贵德》）

第六病室（节选）

（俄）契诃夫

一年秋天，有一个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拿着法院的执行票到一个市民家里去收钱。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

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凡·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总是在他心里勾起怜悯和别扭的感觉，可是这回的邂逅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被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狱里去。他到那个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巡官，那人跟他打招呼，而且跟他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两个犯人和带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内心不安，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

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地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难道是什么难事吗？受人栽赃不是很可能吗？最后，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很可能吗？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候一长，由于司空见惯，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所接触到的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什么都完了。

到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的。

有一个巡警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口：这可不会没有缘故。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从此，伊凡·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特务和暗探。中午，巡警局长通常坐着一辆双马马车穿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巡警局去；可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一拉铃，一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奇就吓一跳，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焦躁不安；他一遇见巡警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的是显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痛苦的煎熬：这可是了不得的犯罪证据！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山沟里发现了两个快要烂完的死尸——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谈别的，专门谈这两个死尸和那个没有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奇为了避免让人家认为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见熟人，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开始表白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者和没有保障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不久就弄得他筋疲力尽，他略略想了一阵以后决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整整一天，后来坐上整整一夜，然后又坐整整一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

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的工人的巡警。他悄悄地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凡·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儿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凡·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安置在普通病室里。他到了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①去了。

不出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凡·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拿走了。

（汝龙译，有删改）

【注】①第六病室：县城医院中关押精神病人的病室。其实是沙皇俄国大监狱的缩影。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以形象、情感、意味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揭示人的生存状态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思想，从而构成对人的剖析研究，那么，从更本质更深邃更系统更完善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从人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外表特征到人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廉耻等内在人格上规范着人的个体行为和人际关系，进而建构了以仁为核心、以血缘亲情关系推衍至人伦民族国家的庞大而精微的儒学思想和社会体系，成为博大精深的“人学”。

儒家的人学是从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开始的。人与动物的界限就是人的特征，也即人的本质问题。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反映了儒家对人的自觉认识，在人类认识史上无疑具有哲学思想意义。

在孔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智慧，还在于人有忠孝观念，而犬马虽能养却不敬无孝。孔子是从人与禽兽的差别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界定人的内涵和本质的。因为，只有真切深透地把握了人，才能把握“性相近，习相远”，因势利导，使人性日臻完善。这里，孔子的思路极为可贵。他从自然和社会、原生和后天变异两个方面综合考察了人的习与性、远与近。这对艺术创作至关重要。从人的自然性、原生性看，人与人之间具有普泛性，这为艺术引起共鸣和感染提供了艺术视点和基点，如《诗经》中的《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不仅重视和感激别人对自己的好意，而且自愿以百倍的好意相报答，这种克己为人的感情，不仅是人的一种情感，更是儒家倡导的一种“仁”的风范。从人的变异性、社会性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具有独特性、个别性，这为艺术反映典型提供了多样选择表现的可能，如司马迁《史记》中呼之欲出的形象系列：“鸿门宴”写刘邦的懦怯而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因“习”而相“远”，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儒家对“人”的个体性认识是建立在群体性（“类”“民”“众”“族”“国”等）基础之上的，或者说，重群体轻个体，重共性轻个性，重普遍轻特殊是儒家人学的方法论特点。因此，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从个体出发而超越个体，最终归结为对“民”的把握。

孟子认为，人不仅具有“食色”等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动物亦然），而且富有道德意识。他在《公孙丑上》中以一孺子入井，人见之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说明：“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进而，孟子提出了自己对人的发现学说：“性善论”。这对张扬人心善良，融洽人际关系，建构理想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艺术化地再现或表现人性美好的东西，给人以精神力量和向往，这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乌云密布之中是投进人心的一束光亮。好人总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将心比心将心换心等由“性善论”衍生的观念就成为民众生存的内在信念。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相左的观点——“性恶论”。他告诫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相左的观点——“性恶论”。他告诫人们不能拘泥于人性中食色等本能存在，即与兽禽相近的恶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人性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中也具有争名夺利、愚昧残暴等恶的一面。这就把人性恶的根源植于人的物欲名利之上，超越了弗洛伊德等从性本能、死亡本能挖掘人性善恶的框架而具有社会审美学的意义，为艺术表现和反映人的复杂性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如中国文学对历代暴政苛税征战奴役残暴纵欲等“恶”的批判，构成了一幅民族在逆境中抗争、在邪恶中挣扎、在黑暗中奋斗的历史画卷。

孟子荀子分别从人性的善恶两极透析“人”这个复杂体，目的都在于以仁义孝悌等伦理观念为人之本，规范人的言行举止。因此，性恶性善的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殊途而同归，矛与盾合一。所以，宋代的儒家将孟、荀两家之说综合起来，建构成更丰富完善的儒道体系。

正是对人性的多侧面多角度研究，儒家继承了春秋时期提出的“利民”“惠民”“抚民”“安民”等主张，强调以民为本、不过不及、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使民有所居有所食有所为。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心向背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既具有告诫统治者尊重民众意志，顺应历史发展的积极价值，也存有规范个体趋同化一、不能越礼犯上、扑灭个性的负面价值。这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可以怨讽美刺，传达民众心愿，使艺术为统治者服务、为民众服务；二是在绘画、建筑艺术中，人的主体地位处在从属低微的地位，如中国山水人物画中，人的形象与自然形象的比例反差极大，远不如西方绘画对人的崇拜和凸显。这就使得中国艺术个人色彩非常稀薄，而共同的相似情感和形象较多。情感一律、话语一律、动作一律的后果是艺术魅力的根本丢失，这是我们在研究儒家民本主义对艺术的影响时不得不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李明泉《儒家民本主义精神——儒家艺术精神的当代启示》）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有一句引发观众共鸣的台词：往前看，别回头。不过也有央视剧评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往前看，何妨一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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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不仅以其清新高雅的形象为文人墨客偏爱，还因其美丽的花朵而广受赞誉。谈及写桂花的诗，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可谓   ①   。但是你是否对这句大家熟知的诗句产生过疑惑：时令在春，何来桂花呢？

关于王维笔下的“春天盛开的桂花”，历来   ②    ， 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从文学艺术表现的角度进行解释，诗中桂花开在春天纯属诗人超自然的想象。就好像世传王维在他的名画《袁安卧雪图》中，还画了“雪中碧绿的芭蕉”，这是抒情、是寄意。

有人从古汉语文字通假的角度解释，【甲】，而是“桂华”，也就是月光的意思。春夜，月光洒满空山，既通顺也很有意境。“花”和“华”在古籍中也经常出现通用的情况。如古中国自称“华夏”，这里的“夏”是“大”的意思，【乙】，“华夏”就是“好大一朵花”。

【丙】，诗中的桂花是四季桂，这种桂花每年2月、5月、8月、11月都会开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八月开的秋桂。但很快就有植物学家出来反驳：“四季桂”是后人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是科技的产物，唐代没有四季桂。

王维笔下那枝开在春天的桂花，究竟是确有其花，还是美丽的想象？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也不必为此     ③     。留一点美好的想象，不是更好吗？

（1）“东岩夜月”为泸州八景之一。小慧夜游东岩，看见长江与天空浑然一色，明月高悬，于是拍照并附上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 ， ”两句诗发朋友圈，大家纷纷点赞。

（2）参加完开学典礼，小刚暗下决心新学期一定要好学，他摘录了《＜论语＞十二章》“ ， ”两句作为座右铭，时刻勉励自己好学应当做事敏捷，说话谨慎，向有才艺的人学习。

（3）古人写诗常常运用对比来增强表现力，高适《燕歌行并序》中“ ， ”两句正是运用这种手法，有力地揭露军中将领和兵士的矛盾。

锦江遣兴

郭载^①

云水微茫爽气浮，锦江如带可怜秋。

萦洄雾縠^②时迷雁，潋滟霞光不见鸥。

晴雨一川皆好景，烟花三月总牵愁。

风波满地乾坤阔，吟望长安垂白头。

【注】①郭载：北宋开封人。一生两次入川，第二次入川任成都知府，时值兵乱，竭力平贼。②雾縠：轻纱般的薄雾。

材料一：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由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节选自《庄子·逍遥游》）

材料二：

庄子以自创逍遥神人之说，以明无用之大用，盖亦有自寓己意，言世无所知也。惠子乃庄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调以见己意。盖亦言，其虽有圣人，必须举世有见知者，而后乃得见用于当世也。言虽戏剧，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则不可以正解，别是一种风味，所谓诗有别趣也。后诸篇中，似此寓意者多，学者不可不知也。前虽说不善用其大，尚未说无用之用，故下文以大树发之。

此篇托惠子以嘲庄子之无用，庄子因嘲惠子以小知求名求利之为害。似狸狌之不免死于罔罟。若至人无求于世。固虽无用。足以道自乐。得以终其天年。岂不为全生养道之大用。是则无用。又何困苦哉。此虽巵言，足见庄子心事自得之如此，岂世之小知之人能知耶。

（节选自明·憨山《庄子内篇注》）

转身离开的司马光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51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闹出了一桩大新闻：在给皇帝讲课的经筵上，他跟力挺王安石变法的大臣吕惠卿居然因政见不同动手撕扯了起来。搞得在场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说：“不就是想把事情的对错搞搞清楚嘛，至于这样吗？”后来，事情传到宫廷外，这事就变成了“地域黑”——当时流行起了一个段子，叫“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称“福建子”，是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而“陕西人”，自然是指司马光了。

7岁那年，因为机智地以石击瓮，救出落水的小伙伴，他的名字已经在京洛一带为人传诵。他入仕也很早，20岁就考取进士甲科，步入官场。从华州判官做起，历经权知丰城县事等职，在28岁时做上了大理评事、国子直讲。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不同的中层干部位置上徘徊。直到43岁，他被提拔修起居注，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才有了跟皇帝直接对话的机会。也是在那一年，在同修起居注的职位上，他遇见了后来一生的对手王安石。

从相知、相惜到分道扬镳，司马光对王安石及其著名的熙宁变法的抗争，在熙宁二年跟吕惠卿的那场搏击中达到了巅峰。不久司马光就离开京城，以闲散官的身份退居洛阳。在那里，他主编那部后来令他青史留名的大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年所受的教育和仕进之后所获的机遇，都使他首先想成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官员，而不是历史学家。起初，他有机会蒙宋英宗青眼，编写后来成为《资治通鉴》前八卷的《通志》，是为政治服务，即使到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此一目标也未曾改变。

司马光的改变，始于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对“祖宗家法”的改变，和君主居然下决心支持这种改变。

对王安石个人，司马光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尊重的态度。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金陵病逝，已回到京城重新执掌大权但病入膏肓的司马光闻讣，还对身边人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但对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等，司马光则厌恶至极，直斥之为阴险小人；他也准确地预判到，吕某得势后王安石必受其排挤。他把忧虑和远见都融进了他主编的《资治通鉴》里，通过经筵讲史的经验，他认定暂时的转身离开 ， 去当一个资治的历史学家，效果应该比直接在朝廷上跟对手打一架要好得多。

他把以德治国理政放在了十分显著的位置，把“礼”“信”“诚”等传统儒家理念提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他对于汉代以来“人主无过举”（君主永远不会做错事）的流俗之说，作了无情的批判，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他同时从切身经验出发，强调“为政之要，莫过于用人”。

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司马光对史料的择取，也无时不与他表面上已经转身离开的北宋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比如，复旦大学历史系姜鹏先生指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条中，所记西汉大儒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著名的“天人三策”，史料来源于《汉书》卷五十六的《董仲舒传》，但司马光删除了原策中几乎全部有关天人关系的文字，仅留下有关礼乐教化的内容，使之成为表达自身施政理念的工具。

有意思的是，这种本应短平快的钦定重点项目，却延宕了19年，最后的成品是一部多达294卷的正经的编年体史书。这19年中，有15年司马光都处在转身离开京城之后的那段时光里。

完成这部传世之作后不久，司马光也迎来了翻盘的机会。由于宋神宗突然病故，宋哲宗年幼继位，大权为高太后所掌，而高太后对于司马光很是看好，司马光因此重回中枢领导核心。然而遗憾的是，虽然主编过《资治通鉴》，他好像依然没有忘记当年跟吕惠卿在圣上跟前的拉扯，晚年深陷其中，对熙宁新法采取了全盘推倒的极端做法，连跟他同属一个阵营的苏轼也对这种一边倒的举措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光的名字是与两个关键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一自然是他著述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其二则是他为人为政的“正道直行”。

《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学的领域内当然有其崇高的地位，无论是编年体还是长编考异法，都为后来的历史编纂学开辟了重要的方向和道路。但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它的影响不止于学界。宋代以后中国社会中处于顶层的君主和高级官僚，有不少人把《资治通鉴》作为执政的教科书，用人尤重德才兼备，即源自司马光的教导。司马光为人为政“正道直行”，晚年时，他重回政治中心，当上宰相后，曾亲笔书写下自己的办事规则，公布在所有访客都看得到的地方。

司马光对于熙宁新政采取的一律推倒的做法，历来褒贬不一，但不能不承认，在为官的品德上，他自始至终都是表里如一的。也正是因为有如此高尚的品德，他身前就获得了包括敌对的辽国君臣在内的最广泛阶层的尊重；他身后由于政局变动，遭逢名字被刻入侮辱性的党人碑，却连刻工都不愿意动刀，说“恐得罪于后世”。他后来是被供入孔庙，与儒家先贤们一同被祭拜的。可以说，在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时代里，司马光的品行，大体能算是官员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高境界了。

司马光在转身离开京城的15年里，在洛阳修建了一所园子，自命名为“独乐园”。20世纪以来，传统园林研究者通过文献记载和现存宋代相关图像，复原了独乐园的大致规模和空间结构，并惊奇地发现司马光设计的独乐园，采用的是一种现存中国园林中几乎看不到的布局方式：中、东、西三路都以轴线控制园林景观组织。而其背后蕴含的，正是大道直行的儒家理念。可见这位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毕生光明磊落的宋儒 ， 已经把生活、学术和政治理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陈正宏《环球人物杂志》，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