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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夜眠

[唐]白居易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甁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注①这首诗大约创作于832年(大和六年)秋，是白居易任河南尹时所作。诗人已六十多岁，体衰多病，官务清闲，亲密的诗友元稹也已经谢世。②瓶：烤火用的烘瓶。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取材于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

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取材于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三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取材于《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提问：从结构上看，这两句话有什么作用？从语言上看有什么特点？

请写一段话，谈谈你的观点，300字左右。

实践证明，①。什么时候毛泽东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国家就强大，人民就幸福；② ， 国家就受挫折，人民就遭殃。因此，我们③ ， 沿着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作为人类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并非伴随人类的起源而出现，它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人类进化史表明，人类是从灵长类古猿进化来的，属于群居型动物。这一进化过程，提供了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一是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降低单个个体的生存难度，形成了共同防御、共同发展的族群观念，因而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出现。只是由于完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为了获取食物，需要频繁迁徙，所以并未形成长期的、固定的、规模化的居住点。二是由于生存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创造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和原始信仰等。由此，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具有村落内涵的聚落随之产生。

距今一万年前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从迁徙流动生活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稳定了定居生活，于是有了早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使早期社会从氏族进化为部落，部落又发展到部落联盟，并形成以城郭为中心的地缘一体化政体。由此，国家应运而生。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缘、跨部落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此，村落就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秦汉的“郡县制”“乡亭里制”都充分表明这一点。秦汉时期国家对于村落的管控有所加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中名为“某某里”的有43处，均分散在山川地区，既说明村落的广泛存在，也表明其受到国家的行政管辖。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皇权不下县”，但从秦汉国家与村落的关系来看，国家权力显然下渗到了县以下的地方社会。只是这种渗透并非以设置国家机构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基层代理人来体现，如里长、村正。可见，村落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起到了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历史作用。

作为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中国村落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属于血缘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突出表现于四个方面：村落的宗族化发展、互助体系的形成、乡民信仰的一致性，村落治理的乡约化。正因如比，村落形成了互助友爱的道德规范，进而构建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共同价值观。

村落的形成，意味着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的产生。除田赋徭役、战争动乱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村落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是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的推进，近代以来的村落逐步转型发展。

（摘编自胡彬彬，邓昶《变迁与转型；中国村落发展的用途》）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忘言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玄学大家王弼在《老子指略》里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这里的“本”“始”即他所谓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而言，“忘言得意”反映了人们对宇宙、社会认识的深化的要求。

对于“得意”，王弼认为要通过言象获得，而郭象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还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获得。无论哪一种，都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重要的特点。

“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式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尤其是欣赏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欣赏习惯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韵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他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苏轼就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中国这种传统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同一对象，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情去欣赏，往往各有所得。即使是同一欣赏者，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对同一欣赏对象也往往有不同的体会。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是在认识的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习惯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才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烦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楼宇烈《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