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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早在3—5世纪，儒家思想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一带，曾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这一带国家统治的指导方针及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心理的形成与文化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7世纪开始，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孔子。欧洲的思想家将孔子和儒家思想理性化和理想化，作为他们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论证新文化理想的根据。孔子和儒家思想直接参与了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有学者评价说：“孔子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摘编自武斌《孔子的世界》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注意发扬儒家文化的精华，诸如宽容和谐、重视教育、社会为先、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同时又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如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竞争意识、高效率作风等，努力创造一种现代的东方文化。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三《现代战争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根据材料，自选一个角度，围绕“儒家文化与文明发展”，自拟题目，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白银输出既是当时欧洲社会的经济形势所迫，又是人民大众的需要。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西欧能以充足的贵金属白银货币向东欧购买食粮，弥补了西欧的不足。以东欧的粮食养西欧的工业，为日后欧洲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二）欧洲的经济生活历来与东方关系密切，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就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继续大力从事东方和世界贸易的可能。（三）尽管欧洲从美洲获得最大量的金银，但其生产能力未能与人口和货币量同步增长。当时市场的商品还是不足，不能消化这许多贵金属货币，于是不得不以其所得的40%以上的白银外溢。而中国吸纳了世界白银的半数后市场稳定如故。

由此使人得出这样的认识：16~17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表明当时欧洲还不可能成为世界白银旋流的中心或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而只是边缘地区。

——摘编自薛国中《美洲白银与欧洲价格革命》

材料二 就英国方面来看，19世纪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完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工业资本统治阶段。由于这一时期，英国国内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高速发展，大工厂产品极大丰富，并且已经大大超过国内市场的容量，它要求有广阔的市场以推销英国大工厂产品，要求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以便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英国的毛纺织业冶金业等也都希望在印度扩大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只有在国外办大工厂的情况下，这些产品才有市场……

还有，随着近代工厂制度在英国确立，一些英国商人看到从英国输入设备和先进技术在印度建立近代大工业，可以利用印度本地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土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正如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所说：“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总之，英国向印度移植大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新要求，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

——摘编自丁新艳《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近代工业化》

材料三 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命运已经是国际社会中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也承认，它们在相助怪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负责任大国行为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认识到共同问题的存在，并承认这些问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因为摆在人类面前的是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命运要求人们转向共同安全原则，即从“对抗型安全”转向“共生型安全”。长期以来，人们对安全的理解是基于“对抗”的原则，而只有在“联盟”或“自愿结盟”中“安全”才被赋予“共生”的意味。然而，在气候变化、生物和数字病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太空运陨石及全球经济等共同威胁面前，“对抗型安全”几乎毫无意义。

——摘编自[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

稔知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若由官设立商局招来，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拟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机器局商船造成，即随时添入，推广通行。

——1872年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

请简要评价李鸿章倡议试办的轮船招商局。

材料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桑弘羊）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摘自汉朝桓宽《盐铁论》

材料二 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隆庆六年，郡守罗青霄……议征商税，以及贾舶……万历三年，中丞刘尧诲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于时商引俱海防官管给，每引征税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十七年中丞周案议，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经自变量有限，而愿贩者多，增到百一十引矣。其征税之规，有水饷、有陆饷、有加增饷。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