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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从历史学的角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看，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近百年的中外关系史看，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与百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是可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看，中国经过艰难探索，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带领世界人民走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张海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的结论》

选取材料中的一个角度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要求：明确写出所选角度及内涵；解读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四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一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一竞争一机遇一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材料一 
        羁縻的第三点要义，在于因俗而治，正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用制度、文化和技术引导并逐渐改变夷狄，而不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在这方面，唐朝尤为成功，通过广泛建立羁縻府州制度，极大地扩大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影响。唐朝近三分之二的地区为羁縻府州，这是羁縻政策的制度性发展。羁縻州府的设置，将许多民族首领纳入府州的地方制度之内，并授予他们官职。当然，羁縻府州同州郡还有显著区别，其首领担任的官职可以世袭，其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摘编自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增订版）》

材料二 
       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唐朝在西域的经略，通往西域的交通大开，形成了自汉代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极盛高潮。当时中西交往空前繁荣，亦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唐朝与西方的交通，除了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繁盛，这一时期因此也被称为“丝路的黄金时代”。

——摘编自武斌《丝绸之路全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