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 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包括对中国）。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与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们不同，彭慕兰承认所谓的“英国模式”不能成为唯一标准、甚至不能被视为“标准”，他进而指出：“英国模式”的形成，是欧洲在与其他地域、其他经济模式的联系和互动中才可能的，彭慕兰这种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观察欧洲的视野，代表了欧洲史研究的巨大进步。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根据材料给出的观点，任选一种展开评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清楚）

材料一 广州港开发较早。唐代广州港，已发展成为第一大港口，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瓷器、香料等大宗商品贸易。随着中国造船术、航海技术的发展，广州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东南亚各国海上丝路商贸活动十分兴盛。市舶司的设置，建立了与海外更为广泛的联系，广州港口中外商船云集，彰显了唐代广州港商贸的繁荣程度。唐代后期，各国商人聚集广州，蕃坊成为外国商人的居住区。

——薛正昌《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口》

材料二 从历史维度看，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古丝绸之路绵豆万里，延续千年，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思想家的推崇。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罗马、安息等古国欣欣向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

——摘编自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

材料一 “王权不下县”的传统使得郡县不仅是统治者直接处理基层和社会事务的机构，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和法定治理单元。但“王权不下县”只是表明王朝正式的行政机构只到县这一级，并不意味着专制王朝对县以下的地方治理不闻不问。事实上，历朝历代在县以下都存在着不同类型、种类繁多的治理组织，如乡、亭、里、党、间、村、保和甲等，如同一个网套住每个农村的各个家庭，并最终形成完整的基层治理体系。对基层治理组织管理人员的大量需要，让地方乡绅这一社会群体逐渐站在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多数是由告老还乡的官僚、地方有文化的地主以及地位尊崇的年长者等构成，这些地方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反过来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并让其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材料二 “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是对法国分封制度最好的诠释。较为独立宽松的政治体系使得小领主们各自为政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管理制度，其辖区相较于大领主便构成了早期的自治单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土地的流转，再加上自由民数量的增加，以乡绅为基层领袖，以自由民为重要参与的法国乡村自治初见雏形。13世纪在许多教区出现的以数百户村民构成的社区便是法国乡村自治的真实写照。

——编自沙家辉《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性保障》

材料一 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制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在“政党分赃制”的影响下，官吏的任用是以党派为基础，从而造成官吏队伍不稳定，政府工作混乱，政策缺乏连续性。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斯坦顿父子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述，在英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迫使政府必须增加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需要增设一些新的社会管理机构和一大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管理人员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以提高工作效率。

——摘编自徐愿《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