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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西方宪政发展史上，“妥协”与“悖论”是两个绕不开的话题。首先，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妥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它是暴力之外唯一有效解决冲突的手段，以妥协方式解决冲突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英国人便承袭了典型的妥协传统。民主依赖于妥协，正如美国宪法本身就被认为是“一捆妥协案”。在制宪者们看来，真正的共和政体不是追求社会意见与意志的同一性。而是允许多种意见、意志和利益在一种有秩序的体制下妥协共存。妥协精神对保证西方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往往存在与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和原则相背离的地方。对其认识，不可只看它怎么说，更要看它怎么做，运作比字句更重要，只有了解实际的运作过程，才能有真正深刻的理解。

——摘编自龙太江《政治妥协与西方民主政治》；钱乘旦《“说”与“做”的悖论》

结合材料和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其中一个话题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至少须有两个国家的史实依据，史论结合）

材料一  人文主义的特点：一是宣扬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对抗以神为中心的旧观念。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地位和权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众多奇妙造物中最奇妙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否定上帝的至高无上地位，但他们关注的焦点由上帝而转向了人……二是重视尘世生活，强调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应该享受尘世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积极地生活。他们赞美爱情，歌颂创造，追求平等自由，肯定财富占有，把中世纪天主教的禁欲、苦行、守贫等观念弃置不顾。

——摘编自徐国辉《论彼特拉克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公开宣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是他们的思想先驱。但在启蒙学派那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已具体化为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而这种政治经济上的人权要求迫切需要理性加以论证，要求获得法律上的保证，理性成为人们评判一切的标准。而理性与科学又相互联系，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科学理性精神更加根深蒂固，甚至哲学研究、社会研究、政治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等都深深打上了科学的烙印。国家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等一度成为人们的“科学认识”。

——摘编自韩庆祥、王勤《近现代西方人的问题研究的清理与总结》

①我……效忠我的主人，爱其所爱，仇其所仇。主人凡践履协约，因我委身投附而善待于我，赐我以应得，则我的一言一行，举一动，必将以他的意志为准则，绝无违背

②我在医神阿波罗……以及所有的神和女神面前宣誓……我将尽我所能和判断，为我的病人的利益着想，以医术尽心救治，永远不存在任何邪恶之念

③因本令之公布，那些由继承，或由其自身权利，或由永佃，或由公簿持有而占有其农地的农奴及妻儿的各种现有农奴制关系和一切相互的权利义务，均应完全停止

④本议定书签字国承认有义务在他们占领的非洲大陆沿岸地区的领土上确保建立一个足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既得权利，又在必要时根据为贸易和过境运输的自由而订立的条件保护贸易和过境运输自由的政权

材料一  考古材料证明，玉米最早是在美洲培育出的。哥伦布将这种“奇异的谷物”带回欧洲后，在全世界得到迅速传播，成为世界三大谷物之一。到16世纪中叶，玉米被引入佛得角和西非，17世纪80年代在黄金海岸和达荷美之间的地区得到广泛种植，17世纪末18世纪初传入南欧地区。

16世纪中叶玉米传入中国，清嘉庆年间大面积种植，到鸦片战争前已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引种而居杂粮之首。玉米等作物的引进与大面积种植，大大缓解了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中国因人口大幅度增长而带来的巨大粮食压力。因此史学家在评述玉米在世界传播的意义时说，“其（玉米）的价值超过了所有的黄金”。

——摘编自《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哥伦布以来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

材料二  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在欧亚大陆上从一个地区运货到另一个地区，其货物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但是到18世纪后期，新世界的种植场生产的大量砂糖、咖啡及棉花等却大部分运往欧洲销售。西班牙人也向新世界引进了欧洲的各种水果，如橄榄以及葡萄，美洲的特产也因此流向了世界各地，如马铃薯、西红柿、番茄、花生、各种豆类及南瓜、可可等。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三  处于欧洲上升时期的人们，对黄金的渴望近乎到了癫狂程度。仅1545至1560年，经西班牙每年从新大陆就运回黄金了5500千克，白银246000千克。在这次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大迁移的过程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了无可争辩的运输队，荷兰和英国则成为这次财富大迁移的最终受益者。

——摘自方舟《从海洋开始人生的冒险家们》

材料一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布局不合理，绝大部分工业建立在沿海地区。这种畸形布局，使上海和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受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实施工业内迁计划。虽然内迁的工厂只占1937年全国工厂总数的11%，大量工厂因种种原因滞留沿海等地，受到战火破坏或沦入敌手，但内迁的工厂多是重要的企业，是中国工业的精华。这批骨干企业迁往大后方，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机械和纺织工业在西南西北的发展，成为战时后方工业的中坚。重庆、昆明、桂林、西安、宝鸡、兰州、汉中、衡阳、邵阳等城市，都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工业中心。

——摘编自张宪文《试论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转变》

材料二  从1964年开始，我国在西南、西北内地省份为主的三线地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它历经“三五”到“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中央还注意到照顾人民的利益，将基建投资从最初的1000亿元压缩到850亿元。广大建设者们怀着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抢速度的决心，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许多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摘编自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